出方舱后，在上海街头睡了23天，52岁的陈朝松有了一份包吃住的临时工作。

　　在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一个居民小区，陈朝松负责看管一栋封控楼，白天给楼内居民收垃圾、配送快件，对楼栋角角落落进行消杀，晚上睡在底楼一张行军床上，一天赚400元。陈朝松在小区配送快递。

　　换上一身新行头，陈朝松很兴奋。5月9日，他再次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摸摸身上的防护衣说，“我们这些‘大白’给楼里居民服务”。

　　二十多天前，4月15日，陈朝松从上海世博方舱医院出院。以前他借住在朋友的裁缝铺里，出舱后朋友婉拒了他，没了去处，只好露宿街头。

　　他搜寻背风的台阶，溜进空置的拆迁房，也住过帐篷，碰见各色人等。或许是经历过风浪，他总是乐观地解释自己的处境，“这些天在外面飘，感觉还好，很多人都不容易”。

　　一位住家保姆说，出舱前雇主结完工资，告诉她别再来了。一位保洁员与四五人合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房东问，“这种隔离环境，你回来了我们怎么办？”

　　根据上海的政策，出舱人员由各区通过“闭环转运”，“点对点”地送回居住地，进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各区村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扰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返回居住地。事实上，绝大多数出舱人员都顺利回家。

　　然而，由于居住环境拥挤，抑或没有常住地，属于流动人员等种种原因，一些人出舱后不得不开始漂泊的日子。

　　在黄浦区永寿路一座商厦底层的台阶上，陈朝松在这里住了一星期。 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图

　　距离外滩两公里，黄浦区永寿路一座商厦底层的台阶上，现在还留着一张黄色海绵垫子，那是陈朝松捡来铺上去的。

　　4月18日至25日，他在这里睡了一星期。4月23日下午记者碰到他时，他的睡铺旁放着一个黑色行李箱，两个鼓鼓的绿色包袱，里面有四季衣物、床单等生活用品，一套理发工具，一只小型电饭煲和一袋大米。这是他所有家当，去哪都带着。

　　2022年1月起，陈朝松借住在朋友袁先生的裁缝铺里，这里属于黄浦区小东门的街道东街片区，一月付800元房租。那里住着8、9个人，他睡在一张稍高的制衣台子上，因为个头不高，晚上爬上去时要踮着脚。

　　3月29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陈朝松被收治进入方舱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4月15日他获准出舱，拿到了《解除隔离医学证明》，当天被转运回居住地。

　　他联系袁先生要回家，对方委婉地表示有难处。“因为他们好几个人，有的人会有埋怨，就是这样。”陈朝松理解，说他一个人好将就，没什么。

　　无家可回，出舱头天晚上，陈朝松就近在东街一带露宿。那几天恰逢上海下雨，他说其他都好对付，但他没被子，“外面风大，晚上有点冷”。

　　东街属于老城厢，是上海拆违整治的重点区域之一，陈朝松在这有一段奇遇。他说，街上有人告诉他旁边一间拆迁房有床睡，里面的工人刚搬走，房门没锁。4月16日他就搬进这个简陋的拆迁屋，有了遮风避雨的空间。

　　可好景不长，4月17日晚上忽然有人半夜闯进来，搜寻一圈，说陈朝松用来当枕头的被子是他的，房间的泡面、鸡蛋、花生米被陈朝松吃掉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线，陈朝松看对方穿着保安制服。他解释自己没动过房间的食品，只用过被子，这个陌生男子要他赔200元。

　　“半夜三更我不想跟他扯皮，我跟他说我身上没多少钱，给他凑了110多块。”陈朝松说，他留了电话，没想到次日一早对方又来电警告，他不想惹麻烦，当天便搬走了。

　　澎湃新闻记者在东街找到了这间房子，现在房门已上锁，周围没人。附近有许多空置的拆迁房，有的房门和窗户已被混凝土砌块封堵。

　　4月18日，陈朝松用共享单车驮着行李包袱来到永寿路，落脚在一处凹进去的台阶上，“这里背风，不冷”。

　　他找到附近一处水泵，解决了洗漱问题，还用电饭煲煮粥，早上煮一锅可以吃两餐。大米、糯米是他平时常备的物资。一百米外，宁海东路上一家全家便利店已恢复营业，陈朝松偶尔去买点泡面、面包、咸鸭蛋。

　　出舱后陈朝松坚持做核酸，只要在街上碰到居民排队检测，就过去一起做，不要钱，这样他能保证随时有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上海封控期间，民警在许多路口设卡检查和登记，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是必查项。

　　陈朝松在街上寻找插座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充满以后尽量省着用。打开手机，他看得最勤的是微信群里各种招聘信息。

　　对陈朝松来说，结束露宿街头的方式不是简单找一间睡觉的房间，“我想找事做，做一个包吃住的‘志愿者’。”

　　他加了很多招工微信群，每天有通知跳出，比如招聘方舱医院志愿者、物资装卸工、看管楼栋人员、公厕保洁。可惜，合适的机会不多。有一次，一条方舱医院志愿者的招聘信息吸引了他，一天800元，看到消息后他马上跟招聘人员私聊。

　　52岁，采访时陈超松经常提自己的年龄，因为许多招聘启事附带一条年龄限制：18-50岁。这使他与几个待遇优厚的机会失之交臂。

　　1999年他和妻子离婚后，从家乡湖北钟祥来上海闯荡，至今一个人生活。这些年在沪打零工、干外勤、理发、在餐馆端盘洗碗，他都干过，还跟着厨师学会上海本帮菜。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厨师会是他的主业。陈朝松自信地说，小笼包、汤包、红烧肉、素鸡、素鲍鱼、辣酱、雪菜肉丝、各类盖饭浇头，他都会做。

　　“都是小饭店，私人老板，老板人好就做的时间长，不好相处就做的时间短。”他说，工作经常变换。

　　4月下旬，离开陈朝松几百米远的西藏南路上，唐全住在亚龙国际一楼出入口的玻璃隔间内。4月23日他从方舱医院出院后先回了租住地，没能进去。他是亚龙国际一名保洁员，于是又到公司求助，公司也表示无能为力。

　　哪都进不去，唐全不想闹了。“我不想给单位添麻烦，也不想给居委添麻烦，我自己在外面找个空地自我隔离，只要有口饭吃。”这个中年男人无奈地说。

　　亚龙国际物业相关负责人孙先生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商务楼不具备隔离条件，没办法接收出舱员工。他们有4名员工先后感染，出舱后1人已回小区，公司为回不了小区的员工联系酒店，费用由公司出。

　　但疫情期间酒店不好找。“附近一带的酒店都找遍了，还打了不少电话，都找不到，有的是不营业，有的是满了。”孙先生说。

　　小區管理者也覺得兩難。唐全住在巨鹿路270號，是一座磚木結構的老房子，裏面住的人多，唐全居住的3樓就有7、8個租戶。樓組長告訴記者，樓內空間狹小、煤衛共用，不是不想讓唐全回來，而是不具備居家隔離條件。

　　樓內居民認爲唐全應該由單位接收。4月1日浦西封控前，唐全提出要回公司住，鄰居們勸他留在家隔離，但他堅持去了。此後他在單位感染病毒並被收治。“他自己要出去掙鈔票，憑什麽現在把風險給我們。”一位居民說。

　　公司給唐全提供了躺椅，他把被子鋪上去睡。上述物業相關負責人稱，會爲唐全等出艙員工管飯。唐全自己還留了心眼，在方艙醫院治療期間把早餐吃不完的面包、牛奶、雞蛋裝進袋子，出艙後以備不時之需。

　　澎湃新聞記者5月9日去亞龍國際回訪時，現場一名物業人員說唐全健康檢測期結束後已返回小區居住。

　　4月24日，他看到一條裝卸物資的招聘信息，工資日結、一天300元，包吃不包住。他打電話咨詢，各項條件都符合。唯一的問題是工作地點在10公裏外的楊浦區延春公園附近，需要自行前往集合。上海公交、地鐵基本停運，機動車憑通行證才能上路，出行有很多限制。

　　這沒有難倒陳朝松。在永壽路露宿期間，他注意到附近有一家海友酒店，每天一輛廂式貨車來收運床單被褥。4月25日，他問貨車老板能不能去，對方說能去，路費200元。

　　在延春公園旁，他和十幾個工友覓得一處，睡在帳篷和廊檐下。4月25日晚上暴雨襲擊上海，大雨斜落進來，陳朝松站起來背靠著牆，把鋪蓋先收起，雨勢小了再攤開。

　　他們負責爲小區居民卸物資。外省市開過來集裝箱大卡車，停在小区门前，陈朝松和工友们把物资一件件搬下，有鸡蛋、蔬菜、肉类。陈朝松说，卸货要用巧劲，猛力会把菜篮子拉坏。一个小区卸完去下一个小区，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装卸的活不是每天都有，赋闲时他翻出包袱里的理发工具四处寻人理发。“帅哥，我这里理发、修脸，需要不？”他通常这么问。理发店都关门了，他不缺客人。他的价格不高，一次10块、15块。“钱赚不完的，做生意都是这样。”他说。

　　陈朝松说当时心情挺激动，他知道这种招聘不止他一个会收到，去晚就没了。他开着借来的一辆电瓶车，带上行李火速出发，当天中午就完成了工作对接。

　　现在，陈朝松每天早晨穿上防护衣，先带2个垃圾桶上楼收垃圾，从28楼一层层收到一楼。喘口气，他配好消毒液，背上电动消毒喷雾器再上楼消杀。楼道、通道、扶手、门把手，对楼栋的公共区域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要把家家户户的快递包裹送上门。

　　街头漂泊二十多天，他的日子变得忙碌踏实起来。“最起码有吃有住，还可以赚点零用钱，这十天半个月做下来也有好几千。”他说，看管楼栋预计持续两个星期。

　　至于下一步，“边做边看，再找活吧”，陈朝松顿了顿又说， “等上海解封后，还是要做回老本行，做厨师，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