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公告称，将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业务办理调整为依据用户申请开通，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除河南外，全国已有多地实施了该操作，逐步构建起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强大防火墙。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频发，侵害用户权益，尤其是诈骗犯罪集团组织人员赴境外窝点对境内实施诈骗，影响恶劣。电信网络诈骗是顽疾，更是毒瘤，不仅给人民群众造成财产损失，也可能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产生影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对此，我国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依法、从严、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尽管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已取得不小成效，但仍应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切不可有所松懈。

　　须知，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及网络通讯、信息泄露、支付转账等多个环节领域，是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因此，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绝不是一地一部门的事情，而应汇聚各方强大合力，协同配合，打好“组合拳”。要进一步明确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的监管责任，推动相关行业强化源头治理。通过建立健全安全评估、责任追究、信用惩戒等制度，共同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其一，个人信息泄露通常起始于电信网络诈骗。应持续完善有关管理制度，防止违法获取个人信息。比如，应研究制定APP、车联网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数据安全标准，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监管，增强不良APP安全监测处置技术，形成集发现、预警、处置、追责于一体的全流程闭环监管治理系统。

　　其二，获取非法资金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最终目的。当前犯罪分子资金转移的手法、工具不断翻新，呈现出产业化、专业化、团队化的趋势。因此，要充分平衡好社会资金流动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做到既严密防控涉诈风险，又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支付服务。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等应主动作为，全面落实金融行业打防管控“资金链”治理各项措施。持续落实风险防控责任，断开涉诈资金链条，切实做到安全有序、支付为民。

　　其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往往藏匿在境外。公安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积极推动涉诈在逃人员通缉、引渡、遣返工作。通过全链条纵深打击，健全涉诈资金查处机制，强化法律支撑，不断提升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能力，有力震慑诈骗团伙。应当保持高压态势，以更强力度、更大决心，全力加强源头稳控，最大幅度压减赴境外作案人员，最大限度挤压境外诈骗分子生存空间，坚决强力打击诈骗犯罪。

　　此外，还要对老年人、青少年以及特殊人群等开展防骗教育，同时积极营造一个全社会重视教育宣传的良好环境，提高普通群众对诈骗手段、形式等的认知水平。要通过教育引导终端用户主动抵御风险，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此类诈骗犯罪。由此，才能全方位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杨子佩）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项具有牵引作用的关键性改革任务，综合改革试点是新时期推进改革正确的方法策略，是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大举措。

　　如何科学把握在经济工作实践中积累的规律性认识，更好地指导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