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当时还属于山南区的黄花大队、馆西大队农业生产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都采用“大呼隆”的生产方式，农民们听着生产队长的哨声上工、下工，集体劳作，人和时间都被束缚在了土地上。除去公粮、统购和种子，全村人均口粮不到500斤。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年夏天，村民们发现，自春天以来就再没有下过一场畅快的雨了。田地成片地裂开，庄稼成片地枯萎。大旱使全县100万亩农田中有70%受灾，中晚稻绝收。要填饱肚子，就必须想办法。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时任山南区委书记的汤茂林。

　　相关资料记载，1978年9月开始，汤茂林蹲点山南区的柿树岗公社，白天在田间督促秋种，晚上就带领干部党员学习当时出台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9月15日，在柿树岗黄花大队的一间会议室里，汤茂林首先传达了“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的决定，希望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借此机会搞好秋种，并组织党员进行讨论。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在1979年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史称“黄花会议”。

　　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大家一致要求按照当年搞责任田的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结合黄花大队的实际情况，党员会议最后议定出了“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四定就是：定任务(每人承包1亩麦田、半亩油菜田)，定上缴(麦子每亩上缴200斤、油菜籽每亩上缴100斤)，定工分(每亩耕地记200个工分)，定成本(每亩地生产成本5元)；一奖就是超产100斤奖励60斤；一罚就是减产全赔。

　　按照这个政策，9月18日，黄花大队将997亩小麦和491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名下。在黄花大队承包到户的同时，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也把全队的153亩地悄悄地包到农户头上。“四定一奖一罚”很快调动了农民秋种积极性，并迅速在山南区其他社队推广开来。

　　据相关档案记载，分田过后，田地里一片繁荣景象，村民的种田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男女老少全部奔到田头拿起了锄头，天不亮就上工，中午不休息，一人带几套工具。黄花大队秋种的进度很快，一天就种下去40多亩麦菜。不久，山南区7个公社78个生产队的2万多亩大麦和14万亩小麦迅速播种完毕。到1978年11月，以山南区为主，肥西县已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办法，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1.29%。因此，当时有句话说，“山南分到户，捂都捂不住。”

　　然而，黄花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不久，人民来信分别寄到县、地、省委，甚至摆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面前。省委领导传阅后批转省农委派人查处。省农委调查后，不仅没有对山南区的做法进行处理，反而认为今后可以照这样干。

　　“党委于3月17日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重新学习了中央十二号文件，分析了我社形势，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责任制方面的若干问题。”肥西县档案馆馆藏的1979年4月7日中共山南公社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对生产责任制方面几个问题的决定》中，说明了生产责任制，“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具体贯彻到生产管理过程中的一种责任制度。”并指出，“不论采取哪种生产方式，都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持以队统一核计统一分配。”

　　事实胜于雄辩。1979年午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普遍实现增产增收。尤其是山南区获得了大丰收，小麦总产量接近3000万斤，上缴国家1980万斤，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没搞包产到户前任务为1870万斤，每年午季上缴国家不到100万斤。这引起了新华社、安徽日报等媒体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派记者到山南进行采访，报道、宣传安徽农业改革的做法。而当年全国各地到山南参观访问的更是络绎不绝，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个著名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前来调研，甚至驻中国的5个国家的记者也来到山南采访。

　　1979年5月21日，这一天对山南人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天—万里亲临山南公社察看庄稼，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从肥西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省委万里书记来山南公社座谈记录稿》当中不难看出，万里不仅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成果，而且鼓励大家继续干，好好干。

　　在今天的小井庄，万里来山南座谈时的茅草屋还保留着。一块刻有“小井庄”三个大字的高大门楼，在数十米外就很醒目。在它的背后，一片白墙黑瓦的小楼中间，就是三间草顶泥墙的茅屋。

　　这三间茅草屋格外醒目。屋顶上还铺着厚厚的茅草，墙壁是混合着秸秆的泥土。屋前立着的一座名为《破茧》的铜像，记录着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农民座谈的场景，一切似在诉说着这里的不平凡。走进屋内，还放着当年用的桌椅、茶罐、茶碗、农具、纺车等一件件实物档案，仿佛时光在这里静止了。

　　这三间见证了中国40多年农村改革的“风风雨雨”的茅草屋，如今成了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的主体组成部分。而纪念馆正门左侧的整面墙壁刻着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31日的一段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这段话中也反映了邓小平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做法表示赞许。

　　毫无疑问，作为包产到户发源地之一的小井庄，在借地基础上搞起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进程。实践证明，这些做法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合肥农村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