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西湖畔的宝石山麓，每当清晨和黄昏，不论是阴雨还是晴天，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位满头银发、个子不高、身板结实、步履矫键的老人在散步。

　　说是散步，其实他两眼直视前方，身体微微前倾，一溜小跑，那姿势更像是军人在操练，因此很容易在三三两两慢悠悠踱步的人群中将他分辨出来。

　　有时，我上班或下班路过这里，也会碰到先生，他总是匆匆打个招呼，便继续他的“操练”。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往往会沉思片刻，感到他是那样的普通、亲切，又是那样的卓尔不群，耐人寻味。于是，从师10年来的桩桩往事，又会在我眼前浮现。

　　1986年夏，我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自己还年轻，很想进一步深造。但究竟报考哪里，则举棋不定。

　　当年深秋，我正带学生在外地实习，偶然看到《光明日报》上登有杭州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广告，导师中有徐朔方先生的名字，眼睛不禁一亮，几乎毫不犹豫就作出了报考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我对徐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不很了解，他已出版的著作我也大多未曾读过。但是在1979年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时，曾看过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

　　该书记录了1956年夏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大型《琵琶记》讨论会的情况。

　　在那次讨论会上，年仅33岁的青年讲师徐朔方先生被封为“否定派”的“主将”，与众多知名学者展开激烈的唇枪舌战，其思维之清晰、反应之敏捷、言辞之犀利、个性之坚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此“徐朔方”这个名字便深深铭刻在我心中。现在竟有投到他的门下直接受教的机会，焉有不报考之理?

　　及至我千里迢迢赶到杭州参加考试，才发现徐先生出的题目既偏且难，论述题旁还附有要求：语言必须流畅优美，限500字以内，超过扣分。

　　考毕面试，因为语言障碍，我与徐先生的交谈并不顺利。而其他几位考生都比我年长老练，他们操着流利的普通话，言谈十分得体。

　　回到家里，我虽然心中还潜藏一丝希望，但感到把握不大，然而不久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第二年初春到杭大报到．才知道我是徐先生首届录取的惟一博士研究生。见面时徐先生反复强调，他录取只看成绩。

　　他还告诉我，有位考生得知落选后曾给他来信，称那样的题目即使让XXX做也做不出。

　　徐先生也给他回了信，说不必叫XXX做，已经有一位考生得了70多分了。严格、正直，这就是我直接接触徐先生的最初感受。

　　入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徐先生拿着一张《光明日报》来找我，上面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取得优异成绩的消息。

　　我心想，这些人多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经过多年积累，功底扎实，我怎么能跟他们比。但我也明白，徐先生这是在劝我立志。

　　先生不喜欢正襟危坐地帷帐授经，而乐于采用即兴漫谈的方式。经常是我还在睡懒觉，先生就已到楼下叫我去散步。

　　杭大校园的花坛边，宝石山下的黄龙洞一带，我们不知转过多少圈，穿行于溪声鸟鸣之中，先生兴之所至无所不谈。

　　记得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当年他受教于王季思先生时，王先生曾给他念过一首民谣，是写妻子埋怨不归家丈夫的：“太阳下山一片黑，郎不回来我接客。一天接一十，十天接一百。”

　　他问我对这首民谣作何理解，我答道：妻子说这样的话不能理解为她水性扬花，而只能表明她对丈夫感情炽热。真正的荡妇是不会这样明说的。

　　答罢我小心翼翼望了先生一眼，只见他面露微笑，似乎含有“可与言诗”的意思。

　　后来我想，当年的王先生和这时的徐先生，实际上都是在以这首小小的民谣，来启发自己的学生明白文学艺术的一个大道理，

　　即文学艺术的表达和理解都不同于逻辑推理，对诗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该去体会它看似与表现含义相反而实际上相成的内在意蕴。

　　许多文艺理论书上都陈述过这个道理，但都不如徐先生念给我听的这首民谣给我的印象深刻。

　　每次到外地开会，先生总是先拟定—组准备顺道游览的名山古迹的名单，然后按图索“迹”。

　　我曾与先生一道游览扬州郊外的蜀冈，在欧阳修的平山堂遗址周围久久徘徊不肯离去。

　　也曾探寻过福州的乌石山，遥想当年屠隆在凌霄台上“幅巾白衲，奋袖作《渔阳掺》”，

　　“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的情景。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同登武当山的经过。

　　1988年秋。我随先生赴襄樊参加“《水浒》、《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会毕组织游览武当山。

　　到达山脚下的当晚，徐先生对我说，明天集体行动肯定不自由，我们不如提前出发。他和我约定次日凌晨四点出发。可我却睡过了头。

　　当我约四点半走进旅馆大厅时．先生已在灯色昏暗冷风嗖嗖的厅堂里等候我半小时了。我们相携出门，一头扎起黑魆魆的群山中。

　　山于地形不熟，我们不久便迷了路。两人站在一块四周都是悬崖的巨石上，力图辨清方位，可这时风雨交加．一片晦冥。

　　狂风一阵阵刮来，几乎将我们掀下巨石。我不禁有些恐惧起来，但徐先生的声音依然不慌不忙。

　　等我们折返原路回到正确的登山路线上时，天色已经微明，远远望见大队人马刚刚上路。

　　那天，已经65岁的徐先生率先登上“金顶”。当我们兴致勃勃下到半山腰时，却发现有好些位5()来岁的先生坐在路边休息，正在望顶兴叹。

　　我们早晨从索溪峪出发，沿溪而行，然后登上“西海”，下经“十里画廊”，到“水绕四门”。

　　一路上边走边谈，不紧不慢。待游罢“黄狮寨”，再下到“金鞭溪”的后半段时，天色已黑下来，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经过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的跋涉，徐先生脸色发灰，显然相当疲乏了，但他言谈间丝毫未流露出倦怠之意，依然神闲气定，稳步而行。

　　不久天色完全黑下来，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我这时最担心的还不是徐先生会累倒，而是怕遇上强盗，因为常听到有旅客在这—带遭抢劫的传闻。

　　我问徐先生此行感受如何，他说，就自然景观而论，在他游过的名山中，黄山允称元帅，张家界可居大将之位，大名鼎鼎的泰山、华山、峨眉山等尚不足与之相抗。

　　先生不仅酷爱登山，还特别喜欢游泳。每到夏天，他一天两次去游泳池，从不间断。

　　现在他已七十多岁，依然如此。据先生讲，从小学到中学，他在同级同学中总是个子最小，体育课常常不及格，因为他连把篮球扔到篮板那么高的力气也没有。因为体弱多病，他还常常休学。

　　正因为如此，在他懂事之后，他就知道自己非锻炼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习惯。

　　几十年来．好多他当年的老同学自恃身强力壮，不注意身体，结果过早病倒，而他则因为坚持锻炼．几乎没生过什么大病，如今面色红润，体魄强健。

　　当然，徐先生之所以能神采焕发，老而弥健．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坚持体育锻炼的缘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一副坦荡豁达的胸怀，一股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政治上、学术研究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徐先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徐先生从不愿意沉湎于对往事的感叹和对客观环境的抱怨中。

　　他相信是是非非不用多分辩，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过去的损失不必再追悔，过去的荣耀也不值得再吹嘘，将来也还只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抓住目前，从现在做起。

　　经常有人在徐先生面前抱怨现在社会风气不正，许多事情不公平，某些人因为某种原因捞到了好处等等。

　　徐先生并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而且对此深恶痛绝。但他又总是告诫抱怨者，如果你没有明显的优势可言，就很难说是不公平。

　　如果你的成绩超过了竞争者一两倍甚至三四倍，则必将得到公认。表面上看似乎你为得到同一个东西不得不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但受益的还是你自己，因为成绩是你自己的，谁也抢不去。

　　正因为徐先生有他自己的思想逻辑，所以他几乎没有想不通的时候。每次我与他外出开会，他总是让我与他同住一室。

　　他从不熬夜，九点半左右必定就寝，而且几乎落枕就能入睡。当我这个20多岁的人还在辗转反侧时，他早已发出轻微的鼾声。

　　而当我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早已在外面跑了一圈，在阳台上或走廊里轻声念外语了(那是怕惊醒我或其他人)。

　　先生少年时代还喜爱弹钢琴和唱昆曲，常常自弹自唱。后来由于工作繁忙，用于弹唱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位音乐专家告诉他，如果不能每天坚持练琴两小时以上，琴艺就不可能有进步，而只能退步。

　　徐先生权衡一下．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就把钢琴捐给—所小学了。他只是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若不经意地提到这件事。

　　我问他，自己心爱的东西捐出去多可惜，留在家里自己偶尔弹弹不是很好吗?徐先生淡淡地回答道：我已经不能充分利用它，就应该让它到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地方去。

　　有天徐先生劝我在屋后种树，我说屋后没有阳光种不活，徐先生说：你没种怎么知道种不活?我又说这里只是过渡住房，不会住很久。

　　徐先生说：只住一天也可以种树，何必计较今后自己是否能享受它的荫凉?我无语。

　　徐先生从自家的花园里挖来芭蕉树苗，叫我种下。虽然两棵芭蕉苗最终还是未能长大，但徐先生的话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与徐先生说话，你用不着客套，更不能掺假。往往你还在说“虽然”如何如何，他就已洞察你将要说的“但是”以后的话。

　　徐先生如果问你读过哪些书和文章，你千万不要为了面子报出一些只知其名未曾细读的论著的题目，因为他马上就会问你读过以后有何感想。

　　如果你对该论著不甚了了，你也千万别轻易地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因为徐先生马上就会问你，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老实话。

　　我常常感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习惯了一些“皇帝的新装”之类的假言假行，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去说去做．也容忍并理解别人去说去做，而且希望别人能容忍并理解自己的这一套，也就是所谓给人留面子，希望别人也给自己留面子之类，结果是人与人之间都隔了两道面具。

　　影响到学术研究，便是人们都在模仿某种腔调说话，很多心照不宣的东西谁都不去点破。

　　久而久之，人们对套话由习惯到相信，对事实则由避而不谈到视而不见了。在徐先生的为人和作文中，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况。

　　他总是直奔主题，直面真实。有些人习惯了世俗的交往方式，初与徐先生接触，觉得很不适应，甚至颇感尴尬。

　　但与徐先生相处久了，就会觉得还是这样好，反过来会感到那些世俗的客套真是何苦。

　　徐先生论著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我们在接触文献资料时其实也看到过。但由于我们已习惯于按某些套路思考问题，因此在推导结论时有意无意地便将它忽略了。

　　徐先生则不受这些套路的影响，不放过任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完全根据自己的真实感觉作出评判。

　　他完全有条件将自己的衣食住行弄得好一些，但他认为衣服是保暖的，食物是提供营养的，房屋是蔽风雨的，花太多精力去装点，就是舍本逐末。

　　他的夫人宋珊苞先生是著名的杭州一中的高级教师，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颇有建树，工作也很忙，因此买菜烧饭徐先生常常自己动手。

　　他从不吸烟，基本上不喝酒。遇上聚会场合，稍稍劝一下，他喝一点；再劝一下，他就再喝一点，但从不多喝，也从未见他稍露醉意。

　　他几乎任何菜蔬果品都吃一点，从不挑食，也从不多吃。对于哪种食物有何益处、哪种食物有何害处之类的说法，他都一笑置之。

　　他从来不过生日，70多岁仍是如此，而且旁人不提，他一般都记不起。他几乎没有过节的概念，无论是国庆、元旦，还是中秋、春节，只要无人来访，他总是伏案写作，与平时毫无两样。

　　有人劝他说这样拼命工作太辛苦，应该多休息休息，他回答道：我没有拼命，也并不感到太辛苦。如果不工作，只会加速衰老。

　　他每次出门，能走路决不坐车，有公共汽车决不肯坐小车。他的住房算是杭州大学最好的一种房子了，但也并不宽敞。

　　1990年．已担任多年博士生导师的徐先生仍没有一间书房，沙发旁，床底下，衣橱上，到处堆着他的书。

　　客厅里的餐桌兼作他的书桌，要吃饭了，赶紧将书籍文稿收起来；吃完饭，又重新摊开，可他从未为此抱怨过。

　　直到大儿子和儿媳去美国留学，小儿子上北大念书后，他才有了一间不大的书房。

　　面对徐先生，诸如因为时间少、条件差而不能搞学问之类的话，你根本说不出口。

　　在徐先生指导下研习中国古代文学近l0年，通过论文答辩也快7年了，我自己也已在带研究生，但我总有一种还未毕业的感觉。

　　对徐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学术思想，我深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上面零零星星谈到的一些往事，实不足以道出其万一。

　　徐朔方教授（右二）与最早几届招收博士廖可斌（右一）、 楼含松（左一）、周明初（左二）合影（1995年6月）

　　本文原载《文教资料》1996年第6期，后收入《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2，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相信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们，以及喜爱古代文学并了解徐朔方先生的学术成就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信息的份量。

　　但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徐朔方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研究的东西距自己相当遥远。这实际上牵涉到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自然科学技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人们都觉得科学技术专家研究的东西有用，是与自己有关的，因此尊重自然科学技术专家。

　　对研究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公众和政府也还知道他们的作用。

　　唯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特别是从事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学者，人们虽也敬佩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但不了解他们一辈子研究古代经典之类究竟有什么用，也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与自己有何关系。

　　其实，徐朔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牡丹亭》等都在徐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中国老百姓对这些作品都不陌生。

　　只不过徐先生研究的是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它们改编而成并为观众所熟悉的电视剧以及种种戏说之类。

　　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等等。随便这么说说没有关系，严格地讲这些说法都有问题。

　　基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罗贯中这个人，但不能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他写的。至于施耐庵，历史上是否有这个人都很难说。

　　吴承恩倒实有其人，他也确实写过一本叫《西游记》的著作，但史料记载那是一本地理类的书，不大可能是小说《西游记》。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故事，都曾以传说、说书等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

　　后来有些人把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种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的版本。

　　又不断有人对这些版本进行改造加工，其中有的版本改造得比较成功，成为流行本，又经过进一步的演变，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样子。

　　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不是某个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像滚雪球一样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广大民众特别是许多民间艺人都为它们的问世作出了贡献。

　　现在许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看成和现代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一样，分析作者哪些地方构思巧妙，哪个地方百密一疏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差不多等于痴人说梦。

　　徐朔方先生的贡献，即在胡适、鲁迅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作品的成书过程和演变规律进行了详细论证，为我们准确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更可靠的基础。

　　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上述作品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经典，

　　如果没有学者把这些作品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后人将越来越读不懂这些作品，差之毫厘，往往失之千里，我们如何能准确理解和评价它们的思想内容和现代意义？

　　文化像一个生态系统，既要有满足大众需要的通俗文化，也要有比较高雅的精英文化，还要有更高深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文化生态。

　　有些人只欣赏通俗文化就满足了，但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了解得深入一些，就要求助于精英文化；

　　从事精英文化的人得有更深厚的修养，就得求教于更高深的学术研究。如果没有高深的学术研究，

　　不仅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态不完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而且恐怕连改编或戏说之类也都找不着北，通俗文化也繁荣不了。

　　现在在大众媒体上风光无限的“学术明星”们，也得依赖专家学者整理注释的经典读本，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否则根本读不懂古代经典，也就无法戏说了。

　　一环套一环，学者及其高深的学术研究，就这样与整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形成了密切联系。

　　根据《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以及种种戏说之类，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自有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但我们不能只有这些东西，而没有像徐朔方先生这样的学者，及其高深的学术研究。

　　高深的学术研究属于高难度的脑力劳动，是对人的智慧极限的挑战，对学者提出了较高要求。

　　他们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掌握比较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研究时必须非常细致认真，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思维缜密，容不得半点虚伪和想当然。

　　必须苦思冥想，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徐朔方先生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写成了三卷本的《晚明曲家年谱》。

　　当他完成了对41位明代戏曲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的考订后，明代中晚期戏曲发展演进的过程和空间分布图景就完整、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该书牵涉到数以万计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储藏在他的脑海中。他整日都沉迷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吃饭、走路，甚至做梦时都在考虑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及其可能包含的意义。

　　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得到确证，他就寝食难安。有些疑问在他的脑海中可以存留十几年。

　　为了核对一条资料，他会查遍相关的图书馆，或辗转托国内外的学者朋友帮忙。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做有必要吗？少一条证据，或一条证据有疑问，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仅徐朔方先生会这样回答，我想任何一位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优秀学者都会这样回答。

　　最难的地方，也就是最需要突破的地方，也往往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放过一个细节，偶尔一次想当然，就是自欺欺人，往往就会闹大笑话。

　　一旦容忍一个细节不准确，就可能容忍更多的细节不准确。很多细节不准确，建立在这些细节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往往也就毫无价值。

　　优秀学者之于社会和广大公众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不仅只关心个人的直接利益，而具有探索真理的兴趣，以求知为乐，成为倡导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楷模。

　　社会有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每个人都了解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但这种科学精神是相通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因此一个社会不能没有这样的优秀学者，不能不知道他们的价值，不能不尊重他们。

　　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尊重优秀学者，学习他们这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独立思考、精益求精的精神，就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整个国家就会迅速进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在深入观察比较了中西文化差异后指出：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最重功利及实用伦理，而最不尊重纯粹的学者，最不重视学术与艺术，最缺乏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这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有人把近百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致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是在清朝末年接受传统教育，大多参加过科举，但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等；

　　第二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受教育，大多曾出国留学的学者，如鲁迅、胡适、陈寅恪等；

　　第三代是三、四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

　　第四代是五、六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屡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者；

　　他们这一代学者之所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还不像现在很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主要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徐先生的老家东阳是戏曲之乡，他从小耳濡目染当地戏班的演出，汤显祖名作《牡丹亭》中的“袅晴丝”一曲深深地吸引了他。

　　由爱听到爱唱，再到阅读剧本，然后对作者汤显祖产生兴趣，进而对汤显祖周围的作家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产生兴趣，最后扩展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史和明代文学史的研究，并注意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对比，徐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他是真心喜爱文学，所以他从事文学研究丝毫不感觉到劳累，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在意。

　　他几乎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每年的十二月十日，我带着鲜花蛋糕去给他庆祝生日，敲开门，他和师母总是一阵愕然，然后问道：“又到生日了”？

　　有一年春节，他让我陪着去看望身体欠安的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两人见面只讲了两句话，蒋先生就抽出一本线装书和徐先生讨论起来。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徐先生也舍不得浪费。

　　他曾陪自己90多岁的老母亲去医院看病，在等待诊断结果的十几分钟里，他对前去帮忙的学生说：“你带书来了吗？我这里多带了书。”

　　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晚辈同事或学生劝他多休息，他以他一贯的坦率口吻回答道：“不让我工作，就是让我早死。”

　　在双目几乎失明、摸索着在纸上划出的字迹别人几乎辨认不出的情况下，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奋力完成了《明代文学史》的写作。

　　徐先生终生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之矢靡它，他是幸福的，也是令人钦佩的。

　　现代社会丰富多彩，充满种种诱惑。每个人都难免与别人相比，计较自己获得了多少，往往因此弄得心劳力蹙，平添种种烦恼。

　　我们每个人当然不一定要像徐先生那样，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他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参考。

　　他以自己的崇高身影，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帮助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人生态度的灯塔，启发我们清醒地认识自我，确立独立的自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不以他人的评价为评价。

　　在波涛中行进的小舟虽不一定要靠近灯塔，灯塔也不能直接支配小舟的航向，但它为小舟校正自己的航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