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对贪污官员，朱元璋毫不手软，除恶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所以一件贪污大案到后来竟演化出无数冤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暗通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审讯。一下子就牵出了一批官员，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等也参与分赃。

　　再往下追查就发现，当时全国省级布政司共有12个，12个布政司个个都与该案件有关联，重灾区在南京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和浙西四府。五府州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由于这里长期承担粮饷夫差与徭役供给，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地方民田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官田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数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并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官吏张钦等勾结郭桓等人作弊私分了。

　　户部官收受浙西秋粮，应该入450万石，郭桓等只收60万石入仓，钞80万锭入库（以当时牌价折算，可抵粮200万石），其余190万石不曾入仓。郭桓等接受浙西等府钞50万贯贿赂，致使府县官黄文等人勾结地方官吏作弊，将其私分入己。

　　浙西各地有关机构，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征一石米就索要水脚钱100文、车脚钱300文、口食钱100文，库子（看管仓库的）又要办验钱100文、蒲篓钱100文、竹篓钱100文和沿江神佛钱（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100文。这样算下来，一石米除折钞二贯外，又征收杂费900文。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掺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

　　朱元璋要求每一块砖侧面都印上烧造地各级督工监造官员以及砖工、窑匠的姓名 ， 以便追责

　　据《大诰》统计，此案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按《明史》上的说法：自六部左右侍郎到各省的布政司、州、府、县等衙门官员都没能幸免。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为什么会株连那么多人呢？朱元璋在《大诰》中有所交代：六部犯赃，要追其赃来自何处。如果是各布政司行贿，就要将布政使查拿前来，再追其赃从何来；如果是各府送到布政司，则将各知府抓来追赃；如果知府交代从各州送来，便将各知州拘捕追赃；如果知州指称各县送到，便将知县拘捕追赃；如果知县交代是属民所给，便将属民抓来追赃。一路追赃，从中央到地方，再到行贿之人。

　　朱元璋认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于是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统统都要拘捕审讯，牵连数万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

　　但如此大的打击面，冤狱自然难免。户部尚书滕德懋，以盗用军粮10万石的罪名被处死，朱元璋派人到其家查看，见滕德懋的妻子以纺麻为生，生活凄苦，便将滕德懋尸体解剖，发现其肚内全都是粗粮草菜。于是又将滕德懋以礼葬之。

　　因株连众多，牵及无辜。朱元璋一面下令将郭桓等人处死并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告示全国，说明反腐惩贪的必要性，一面又下诏将审刑司原审法官吴庸等人处以磔刑，以平息舆论。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为了更加有效地加强治贪方面的手段，又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书写笔画的复杂更方便辨别具体数字，不易更改，也就防止了有心之人随意篡改。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这种记账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