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也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但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感念于此，人们把当初指导学生的4名教授尊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这4人是谁？为何能有如此盛名？后来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有多少个大师。想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拥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才在短短4年时间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蜡像（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20世纪前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碰撞、交融，从而促使自身向现代转化的重要时期，涌现了一批开一代新风的大家。蔡尚思先生说：“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最有地位的人，要算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三位。但究其根底，王国维的贡献最大。”

　　王国维学问博大精深，迄今恐怕少有人持异议了。他的崇高声誉的确立，固然得之于他在学术上的非凡创造，然而，也应该看到，他的饮誉中外，以至德国普鲁士学术院都曾拟聘他为外籍通讯员，这就与他在清华研究院的两年教学研究生涯密切相关了。

　　1925年，清华学校是全国有名的现代型高等学府，同年创建国学研究院。当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接受胡适的建议，敦聘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为导师。梁、赵爽快地应允了，章太炎不肯就，王国维则经过一番犹豫后才决意加盟，并于该年4月17日，举家迁入清华园西院l8号，成为研究院应聘履任的首位导师。

　　当时校方请他主持院务，他坚辞不受；实际上他对研究院办院宗旨（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确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1927年6月4日他在颐和园赴身清池，前后不过两年。这两年中，他继续进行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大大弘扬了他的学术张力。

　　从政治上看，王国维无疑属于遗民圈中的一员，他是拖着一条又细又长的辫子走进清华园的（离辛亥革命已经14个年头），显得很不合时宜；然而，学生欢迎他，爱戴他，连思想激进的梁启超，洋气十足的胡适，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也无一不敬重他。正是这种宽松的人文环境，才使得这位穿戴违时、行止狷洁，几乎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奇人再次焕发生命的光采。

　　王国维走进清华园，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他在人生的崎岖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通向世界留下的时代足音。正如梁启超所说，王国维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

　　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人选，胡适首先推荐的是梁启超。其实，早在1914年11月5日，时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就曾邀请梁启超，为清华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君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的代表人物。那天，他引述了《易经》中的“乾坤”二卦来分析何为“君子”：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信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逐渐演变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1925年，梁启超与清华再次结缘，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主要讲授哲学史和思想史。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不仅精通西方之学，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在教学方面，他认为为人师表，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梁启超常说一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1929年1月19日，他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6岁。同时，留下了他未完成的学术著作《辛稼轩年谱》。

　　曹云祥说：“那恐怕不行。”梁启超当即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的种种赞誉，曹云祥马上同意聘用。

　　陈寅恪曾游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精通英、法、德、日等二十余种语言和文字，甚至有些文字已经死亡，连本国人都少有人认识。

　　关于学习外语的心得，陈寅恪认为，重在一个“诚”字。就在他担任清华导师以后，仍然坚持学习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

　　在清华时，陈寅恪是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由于他名气大学问深，每次授课，不仅许多学生慕名而来，就连吴宓、朱自清等教授都听过他的课。因此，他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讲课有个“三不讲”原则，就是书本上有的、前人讲过的、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只讲新东西。在学术方面，他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从不媚俗，从不随波逐流。

　　陈寅恪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视力十分不好，但仍坚持学术研究，后双目失明，依然睁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1969年10月7日，他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

　　1925年6月，赵元任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他为何能够担此重任？原来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多国语言，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早在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演讲，担任翻译工作的就是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方言来翻译。在前往湖南途中，他跟着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就会用长沙话来翻译，以至于有人和他攀老乡。其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赵元任都常会被当地人认作“老乡”。

　　赵元任在清华任教期间，中国语言学界关于汉语的存废问题，有过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有人要求废除汉字，采用西方的表音文字；有人反对白话文，坚持使用文言文，以表意文字表达；而赵元任却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可兼而有之，既保留汉字，又用表音文字为汉字注音，后来发展成我们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建立后，赵元任常年旅居海外，但思乡心切，他多次回国探亲。1981年，妻子去世后，赵元任在晚辈的陪同下，再次回到祖国。当他的女儿唱起那首熟悉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时，有人问起“她”是谁？赵元任回答：“‘她’是他、是它，更是她。”次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病逝，享年90岁。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清华国学院停办80年后，于2009年11月1日在清华大学复立。人们期待，现今的教授们，遵循王国维等“四大导师”“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主张，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