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數據將來都不要同國內比,要同新加坡、韓國比,深圳、廣州要成為中國可以與世界競爭的城市。”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參加省委十屆二次全會廣州和深圳的分組討論上，數次提到廣州、深圳要有敢於和世界一流水準叫板的勇氣，“就是要同全世界比，這就是深圳將來的任務。我們將來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叫板，你能做到這一點，就算行。在國內叫板，是沒有出息的行為。”

　　一時間，跟新加坡叫板，成為廣州、深圳的熱門話題。2010年6月，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代市長王榮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到2015年，深圳要實現本市生産總值超過1.5萬億元，接近新加坡的總量水準。這與兩年多前汪洋書記提出的跟新加坡叫板的説法形成了遙相呼應。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曾對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説：“恭喜你，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上一回我是途經新加坡，到法國的馬塞爾去留學，當時這裡非常落後，現在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李光耀回答説，謝謝你，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容易管理。鄧小平頗有感觸地説，是啊，假如自己要管理的，只有上海這麼一塊地方多好啊！李光耀對鄧小平的這番感嘆不以為然。他用帶有幾分“激將”的口氣説道：新加坡華人大多數是中國廣東、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後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而達官顯貴、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開枝散葉。因此，沒什麼事情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或沒法子做得更好！

　　由於李光耀是某種意義上的“基因決定論”者和“文化決定論”者，即相信人類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遺傳因素所決定，相信族群的命運很大程度是受文化傳統所左右；也由於他對中國人力資源具有良好評價、對中華文化傳統具有親切了解，所以，他對鄧小平的這番“激將”就不是簡單的即興之言，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定見確論。

　　對李光耀來説，認識到中國的崛起並不需要看到中國大陸崛起的現實，而是只要看到中國的輝煌歷史和中國臺灣、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事實：既然中國的先人能夠創造出如此偉大的文明，作為他們後裔的當代中國人有什麼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國臺灣、香港與新加坡能夠做到，同是華人的中國大陸有什麼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時間的遲早，只待體制的轉換。

　　聽了李光耀的“激將”言論，鄧小平沉默不語，未作辯解，有關話題也就因此而輕輕帶過。但是，李光耀後來回憶説，鄧小平沒有忘記自己的“挑戰”，他在1992南方考察時説，要借鑒新加坡，而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2008年8月，汪洋書記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時也澄清，“叫板新加坡”其實不是他的發明。他説：“當年鄧小平就是這麼講的，要求廣東要超過新加坡。現在實際上經濟總量是超過了，但是我們的每人平均水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你們每人平均（産值）3萬多美元，我們4000多美元。鄧小平當年也要求，不止在物質上有這個任務（超過新加坡），精神上也有這個任務。我們現在在精神上與新加坡也有很大的差距，無論在社會管理、社會秩序、社會風氣等，所以我提出‘叫板新加坡’，實際上是對鄧小平先生遺願的一個繼承性的説法。”

　　長期執掌新加坡政權的人民行動黨的黨徽圖案是閃電、白底和藍圓。閃電象徵著行動，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徵著純潔，強調的是廉潔；藍圓象徵著團結，注重的是和諧。可以這樣説，活力、廉潔、和諧，正是新加坡的最大亮點，也是深圳需要趕超，或者説需要跟它叫板的三個重要方面。

　　就活力而言，新加坡政府總能通過吸納英才、服務民眾以實現良好政府，通過實事求是、“與時並進”制定出“行得通”的方針政策，從而使新加坡經濟只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從“第三世界”躍居“第一世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一般來説，移民社群最具活力。同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能不能在為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城市活力叫好的同時，跟新加坡叫板？

　　就廉潔而言，新加坡的絕大多數民眾都認可自己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新加坡也歷來被國際上權威的獨立機構評定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儒家文化注重廉恥，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深圳，能不能在為新加坡的政治清明、政府廉潔叫好的同時，跟新加坡叫板？

　　就和諧而言，新加坡的許多方面讓我們為它叫好：它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按功行賞制度，但又注意“扶貧濟困”，弱勢群體獲得較好的照顧。在那裏，你走遍每個角落，也看不到一個乞丐；它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語言的國家，人口中華族佔76.0%，馬來族佔13.7%，印度族佔8.4%，其他種族佔1.8%，但是，不同族群的人們卻能和睦相處，彼此包容；它致力建設共識的文化。這種共識的文化是通過政府與社群的廣泛磋商而建立起來的，而不是由勢力集團和遊説團夥施加壓力的結果；它的政府、職工和資方形成了三角共生關係，這種共生關係確保了工業生産的安寧，同時也保證工人能夠公平分享增長的成果。用新加坡人自己的話説，就是“勞資政共乘一條船”；它推行“居者有其屋”制度，人民行動黨執政20年後，90%的居民都擁有自己的住房；它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人民病有所靠，老有所養；它社會安定，秩序井然，一位到新加坡的美國女記者告訴李光耀，她清晨兩點可以放心大膽地沿著位於港區的旅館周邊街道慢跑。在美國，這樣的行為“一定是瘋了”。

　　一般來説，東方社會注重和諧。同是東方社會的深圳，能不能在為新加坡的安康有序、社會和諧叫好的同時，跟新加坡叫板？

　　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件”上趕超，更要注意“心件”上趕超。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曾提出了不同於“物件”的“心件”（Heart-ware）概念。吳作棟所説的“心件”，可以理解為新加坡精神。

　　作為“心件”的新加坡精神，其一表現為誠實。有人説，新加坡人笨，也有人説新加坡人不會做人。李光耀解釋説，這其實是誠實的另類説法。正是因為有了誠實，按規則辦事，不貪污，表面上看去“笨笨的”新加坡人，才能夠笑到最後，笑得最好，在多個領域名列世界前茅。

　　二是認真。新加坡人搞城市規劃的原則是從大做到小，從遠期做到近期，從地下做到地上。所謂先大後小，就是在總體規劃的時候，首先是把那些不能動的地方劃出來，比如，把原始森林保護區劃出來，把沼澤地保護區劃出來，永遠不能動。在確定了哪些不能動之後，再規劃那些能動的地方。這樣，別人可能想動的都已經動起來呢，新加坡人可能還在考慮哪些不能動；所謂從遠期到近期，比如説，先做一個50年規劃，然後根據這個50年規劃，再做一個10年規劃；根據這個10年規劃，再做一個5年規劃；根據這個5年規劃，再做眼前的規劃；所謂先地下後地上，是先要把地底下的東西規劃好——這兒是下水道，那兒是電纜，然後再規劃地上。按照這種方式去做，當然比別人要慢，但可能比別人省卻了很多浪費、返工。所以，慢中有快。

　　三是超越精神。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土面積只有707.1平方公里的小國，為什麼能夠有著與其國土面積絕對不對等的影響和作為。因為新加坡人能夠突破自我，不斷提升自己。例如，因為新加坡的小，有人戲稱新加坡為新加坡有限公司。但他們説，我們要變成新加坡無限公司。一方面，新加坡讓自己走出去，與別的國家比如中國、越南等合辦工業園區、生態城；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把別人請進來，讓世界各大公司將亞洲的總部設在新加坡。這好像成了新加坡在外國，外國又在新加坡。

　　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質文明的趕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趕超。在物質文明上趕超新加坡，並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在制度文明建設上趕超新加坡，則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例如，新加坡素以廉潔聞名於世，其廉政舉措是一個有機體系，具體表現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俸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組成一系列嚴密的制度，從而減少或杜絕腐敗機會。（呂元禮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