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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抗疫一起就是在一起丨对话制片人孙昊

发布时间: 2022-08-14 08:21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作者:

  外卖小哥辜勇刚推开门,想将药递给和门把手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面对猖狂的病魔将毒手伸向了自己的家庭,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只能用大大的口罩包裹住自己的脸蛋,用刘海下那双大眼睛透露出绝望与平静的姿态与之抗争。这是《在一起》第二个单元《摆渡人》中的一个片段。

  因为疫情,不知有多少弱小的身躯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死亡,如今那段最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但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大战并没有停,《在一起》的播出,就像再一次给大家敲了一次警钟,让大家那根弦绷紧,提醒大家那场战斗是多么残酷。这也是《在一起》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应该发挥的作用: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噱头,用真实感人的故事,一招致命,赚取泪水与掌声。

  从宣布开启《在一起》这一项目时,它就一直生活在大众的视线里,大家好奇抗疫题材要怎么拍?

  回忆起《在一起》的制作历程,耀客传媒副总裁、《在一起》制片人孙昊依旧感慨颇深,既是上面给的一部命题作文,又是全国都关注的内容,他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同时这还是一部非常着急的作品,要赶在10月露面。于是各种办法都想出来了,配合导演和演员的要求,《在一起》的10个剧组同时行动,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象山等全国各地取景,还要时不时应对突发的疫情,操刀《在一起》成为了孙昊最为特殊的一次经历。

  抗疫剧《在一起》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耀客传媒、上海尚世影业联合出品,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孙昊在今年2月底接到《在一起》项目任务时,就非常清楚它的特殊性。

  “如果按照一个常规的电视剧创作的线月中旬就要播出,《在一起》首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时间紧。不过,有《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献礼电影珠玉在前,《在一起》借鉴了单元故事的方式。

  时代报告剧采用单元形式来拍摄,孙昊有他的考量。从2019年新中国70周年到2020年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影视剧创作和时代发展、重大新闻的联系愈发紧密。

  “总局现在所倡导是‘小正大’的创作方向,也就是通过凝练故事和人物在短篇幅里面呈现出更多内容。”孙昊说到,“立足当下”是创作的基底。

  “我们每天都会在新闻报道、论坛、社交媒体中找寻人物原型并与总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步更新,在不断沟通中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找到了十个原型人物。”

  ,“普通人小人物的视角来叙事能更容易与观众形成共情。另一方面,考虑到《在一起》并不是一部医疗剧,还要涵盖疾控,所以社区工作者、公安、部队等原型人物也是我们要表现的。我们尽可能通过十个故事,涵盖到抗疫一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内容更加充实。”基于这两点并结合行业和从业人员的特征,团队再来寻找气质相符的演员。剧中《摆渡人》单元里雷佳音饰演的外卖小哥,不顾自己安危坚持留在武汉,辛勤地为当地居民送药,这一质朴的形象打动了观众。

  孙昊聊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雷佳音还在造型上做了研究。而在《救护者》中,朱亚文在塑造李建辉前与现实原型人物上海中山医院的周明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了解了医护工作者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如何做到临危不乱。朱亚文也曾表示自己拍摄过程中有过腿软的感觉,并多次感受到内心的冲击。正因这种特殊的“生活体验”让他演出了面对自己无法救回所有病人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感觉。

  除了挑选演员,选择什么样的导演来操刀每个单元也紧抓“贴近现实”的原则来完成。虽然是一部主旋律剧,但在导演的选择上,孙昊仍把他们创作风格摆在了第一位。

  前期准备过程中,团队就会与导演介绍每个单元想要呈现的风格和样式,孙昊坦言从风格上来说,尽量选择和导演风格相匹配的故事让他们拍摄。比如《生命的拐点》这种厚重、史诗般的风格就非常适合张黎导演操刀,而像表现武汉人家长里短具有烟火气息的故事则更偏向杨阳导演的风格。

  顾”为方法演员、导演都已就位,《在一起》第一个单元故事终于在4月14日开机。

  ,对于第一次操刀这样特殊剧组的孙昊来说,作为制片人的他职责重在两个字——兼顾。“第一是协调演员的档期,因为很多的演员都是在已有工作计划的情况下抽时间来支援我们,所以每个单元的时间会有一些差异,但总体来说基本上都是在两周以内。”

  为了展现武汉人民的抗疫全景,拍摄地点也分布全国各地。4月份全国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再加上后来北京新发地疫情反复,剧组全国跑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出品方选择的是就近和便于拍摄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救护者》依然按照导演的创作需求以表现长镜头,将医院场景搭建在象山,导演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创作为剧集质量提供了保障。

  从4月14日第一个故事开机,到8月18日最后一个故事杀青,短短5个月时间,《在一起》剧组除了要经历“生死时速”,还要接受反季节天气的严峻考验。

  “4月的上海已经进入早春,一片绿色,气温也逐渐升高,如何还原今年年初武汉的感觉是相当困难的。”孙昊说,“

  第三则是来自疫情防控的现实压力,在疫情仍在进行中剧组就开机,在表现防疫的同时剧组全员也都在“防疫”。

  “《搜索:24小时》是在北京拍摄的,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结合北京疾控中心来反映首都的联防联控,但没想到《搜索:24小时》拍摄完不久,新发地的疫情就反弹了。这样一来会波及到我们各地的剧组管理。”

  新发地疫情之后,出京人员全部要做核酸检测,耽误了一些时间,正巧那时候《我叫大连》剧组在青岛拍摄,随后部分工作人员又去到天津拍《武汉人》。尽管工作人员在各地流动,但因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做了紧密的配合,最终才得以完成拍摄任务。

  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在最后拍摄都很顺利。孙昊坦言,以前拍摄一部电视剧只需要全身心投入到一部剧中就可以,并且可以和导演、演员、主管部门就故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但《在一起》面对的是十个不同的创作团队,每个单元故事的风格和气质也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

  面对时代报告剧、命题作文、抗疫题材,这几个关键词,虽然《在一起》有全民抗疫的真切余温,但也有不少观众担心电视剧不敢表现血淋淋的真相,只是隔靴搔痒式去描绘。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剧集市场上默默地溜一圈,完成了交差的任务。

  “既不如电视剧来得够起伏够动人,也不如纪录片更真实。”起初不少人对时代报告剧这一形式有怀疑,特别是《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中国抗疫志》《同心战“疫”》《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等纪录片,凭借大大小小的人物故事,与没有镁光灯的还原,直抵人心的真实感让它们在各大卫视、长短视频平台,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那么《在一起》把这些真实故事进行二次加工,用“报告剧”形式再次展现,观众还能买单吗?

  孙昊对于时代报告剧的理解是报告文学,这也让《在一起》在真实与戏剧之间,更多的偏向了真实。

  于是随着剧中武汉金银潭医院患上渐冻症的院长,阻止外来人员流窜,在乡村筑起抗疫防线的“拎大刀”大爷,志愿者车队、快递小哥的露面,一个个人物原型的名字,在弹幕中不断被大家讨论。

  对于《在一起》的艺术性和命题作文的任务性,两者该如何平衡的问题,答案也就显然易见了。

  “只有能够和观众形成共情,将这个时间段内发生故事能够记录下来、讲好,作为一部时代报告剧它就是合格的。”

  “可能之后会发展成为一个介于纪录片和电视剧之间的一种中间地带,它能够匹配的也不仅仅会是主旋律作品。”

  “很难说《安家》《心术》就不是主旋律作品,我觉得可能更多地还在于这个故事,是不是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时代,能不能情感表述出来和大家形成共情,把作品和大家的情感能够勾连在一起。”

  除了关于报告剧的讨论,面对单元剧形式下同一命题下的十个故事,大众难免会进行对比,从故事、画面本身到编剧、导演、演员个人,进行褒贬不一的评判。

  孙昊觉得,观众有权利进行评价,也理解对不同的故事进行打分划分。但孰好孰坏,他自己很难做评论,他觉得主创们都是朝着,在现有剧本框架下,如何把自己本单元故事一步步讲好的角度去做的。

  原本《在一起》的十个故事的出场顺序,是完全按照时间线进行排列的,从疫情突发时的紧张仓促,到面对危机时不知是退是进的困惑,再到一起打造口罩筑起安全防线,一幅较为完整的抗疫图景基本上就描绘了出来,但孙昊和团队琢磨,结尾表达对武汉人民的致敬是不是更好一点?于是原本排在《方舱》前面的《武汉人》被放到了结尾。

  如今,一批抗疫剧和主旋律作品都还在路上,《在一起》的余温能够留在大众心中多久,这类作品如何把现实进一步折射到观众心中,还需要接受市场的不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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