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流公寓住户、上海塑料制品十八厂退休职员陈希平讲述枕流公寓往事。视频：王柱(03:37)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陈希平，1952年生于上海，1954年入住华山路731号，上海塑料制品十八厂退休职员

　　陈希平：出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在上海。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嘛，所以几个月就到祖父祖母身边一起生活了。我是和我的祖父祖母一起搬到这里来的，大概是1953、1954年吧。因为我3岁从这里去上幼儿园的，来这里肯定是在这之前。

　　陈希平：当时好像没有买，应该都是租的吧。好像都是付金条“顶”的，就是后面要住的人给前面的房东付金条，他们说是“顶”的。

　　陈希平：我最小的时候，记得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保姆住在这里。我的其他叔叔、嬢嬢都不在，反正家里人很少。基本上就是两个老人和我吃饭，这是最早的几年。过了两年，我有两个表妹（住过来了）。估计是1957年左右，她们的父母到内地贵州遵义去了，就把两个孩子送到这里了，这下就变成三个小孩了。

　　陈希平：那个时候都是油漆墙面，窗下面都有热水汀，包括卫生间都有。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有暖气的，也有热水洗澡。原本外面小花园里有个大烟囱通到房顶上面，现在没有了，拆掉了。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烟囱。锅炉就在地下室。后来“文革”开始前的几年热水没有了。但是每年有一次保养，试锅炉。大概在春节以前，要烧两个星期左右，这个时候呢就又有热水了。我印象很深，一天可以洗两次澡。浴缸放满，人泡在里面。因为这个龙头一开就是热水。后来没有热水供给的时候呢，就要自己烧水才能洗澡了。

　　陈希平：应该说那个时候在上海已经算是好的了。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就有煤气嘛。又有烤箱，卫生间也都有抽水马桶，有浴缸，什么都有。现在的生活和当时的生活感觉是一样的。

　　陈希平：过年过节热闹了，就自己做熏鱼啊、肉丸啊、蛋饺。还要磨糯米粉，用一个石头的碾子。我们是宁波人嘛，要吃汤圆的。还有猪板油，全部都是自己做的。小孩嘛就是穿新衣服，然后出去放炮仗、玩耍。过年就很热闹，走走亲戚啊，楼里上上下下地互动。现在节日越过越淡了。过年做几个菜，和平时都一样，吃饭的人也少。没什么人来往了，和过去过年完全两回事。

　　访问员：这里有一个地下的游泳池，公寓顶层还有一个露台，你们小时候会去这些地方玩吗？

　　陈希平：游泳池可能也就是一个传说。在地下室有一个儿童可以戏水的地方，大概就膝盖这么高吧，一个浅的所谓的游泳池，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在我印象中，也没有去游过。但是这个结构是有的，只是后来没有人去游过。

　　陈希平：上面那个露台其实不对外开放的。五六十年代人民广场啊、中山公园放烟火嘛，“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放的，我们就到楼顶上看烟火。那个时候烟火是相当漂亮，因为前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阻挡物，就很漂亮。现在看不到了。再放，高楼太多了，视线可能也不行了。

　　陈希平：对的，停车位就在现在隔壁的693号那里，已经变成大楼了，过去就是汽车间。据说每一户居民都配套有一间车房。当时汽车很少，好像就一家有私人汽车。

　　访问员：当初枕流公寓住了很多名人，您有没有听说过谁啊？他们的日常又是什么样的？

　　陈希平：先说名气比较大的，像是孙道临、王文娟，越剧演员有三个，傅全香，还有一个叫范瑞娟，都在这里住过。孙道临和王文娟在这里结婚的时候我们还小，去敲门，咚咚咚的。那个时候王文娟出来拿一盒糖，大家吃点糖。孙道临住在这里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疯狂的追星族，那个女青年在大楼里上下跑，闹得不得了。范瑞娟老师会在花园里面练功的，可能是做小生的吧，有的时候踢踢腿啊什么的。王文娟老师和傅全香老师好像没有在花园里面练功，我们没有见过。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他女儿过去和我同班过两年，姓汪的，叫汪依华。她的父亲大概叫汪正华。我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唱京剧的名角，住在四楼，在这里住过几年吧。他女儿是我们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之所以这个人印象比较深，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亲戚那个时候名气比较大的，是香港的一个电影明星叫夏梦。我小时候有印象，（夏梦）来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对夏梦的印象）甚至比她爸爸的印象深，是个女明星嘛。

　　陈希平：我记得上的可能是一个私立幼儿园。武康大楼后面有一个弄堂里面，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唯独有几件幼儿园的事情是记得的。一个是我刚去的时候闹嘛，不肯去。园长是一个姓张的女老师，蛮好的。领我到她洋房上面自己的房间去睡了两天，还从冰箱裏拿出一個吃的。爲什麽印象那麽深呢？因爲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冰塊裏面人家都放些赤豆啊，綠豆啊什麽的。她的冰塊裏面放的是一個肉圓。這是我唯一一次在她那裏看到的。我活到現在了，許多朋友家裏都去過了，從來沒有看到有一家人冰塊裏面放的是肉丸一樣的東西。第二個我現在還有印象的是幼兒園煮的菜飯。過去上海話說是“鹹酸飯”，這個味道相當好，我到現在還有這個印象。第三個，我小時候很頑皮，愛搗蛋。有一次老師批評我沒有坐三輪車（回家）。那個時候我們去上學，沒有什麽班車的，只有一個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木架子，小孩坐著去。我帶了學校煮飯人的小孩，比我小一點，帶著他跑回來，逃到這裏來。那個時候不敢到家裏面來咯，我就帶著他從隔壁大樓轉進花園裏，再到大煙囪邊上，那個時候那裏有一個像格籠那麽大的地方，我們兩個就躲在裏面。大人們著急嘞，小孩沒有了，煮飯阿姨的兒子也沒有了。後來，就一路找到這裏來，把我們給找到了。因爲這個吃了一個批評。幼兒園的記憶裏大概就是這麽幾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陳希平：有的。小學嘛，那個時候我們大樓裏就有好幾個同班同學。我們互相走動蠻多的，他們到我家裏來玩，我也會到他們家去，家裏沒有什麽隔閡。

　　陳希平：到家來嘛，就有的時候來做功課呀。學習小組啊，比方大家來學習，來做作業啊。或者誰有什麽玩具就拿出來玩一下。還有就是，你們可能沒有咯，那個時候玩麻將牌，拿一個東西往上一丟，下面放了一些東西，掉下來像是抓包一樣的，男孩女孩都玩的。

　　陳希平：到這裏以後，和我父母接觸得比較少。我父親是在鋼鐵廠工作的。我母親那個時候沒工作，大概“文化大革命”以後，再到生産組去工作的。

　　陳希平：對我祖父倒是稍微有點了解，不過那也是1980年代一次偶然的機會才知道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我的祖父曾經在英國留學10年的事情。那次是我祖母的妹妹來信，說她到英國旅遊碰到了我祖母的弟弟，然後他們一起到我祖父留學住的房東的家裏去了。我在邊上看了覺得很驚奇，就問：“我的祖父怎麽到外國去過啊？”因爲出國的事情在1980年代看來是很遙遠的。“诶！你不知道啊？”我祖母說。她就說我的祖父和我祖父的弟弟兩個人很小就去了，是比較早的一批留學生。在英國學習了大概10多年吧，讀的是冶金開礦，回來以後在盛宣懷底下的漢冶萍公司工作過，後來在浦東錢倉站和外國人做生意。舊輪船來，把輪船拆掉，鋼鐵賣掉。家裏吃西餐的兩個盤子應該是當時某條船上的餐具。後來聽我伯父說，日本人來了以後，爲保安全，我祖父和叔公趕緊在廠區裏挂起了英國國旗，以爲這樣就能逃過一劫。但事情並不像他們想象得那麽簡單，日本人最終還是從倉庫裏沒收了兩萬噸鋼鐵。這些鋼鐵後來很有可能都被日本人用來造子彈、造槍打中國人了。他們認爲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從此以後我們家就開始家道中落了。

　　陳希平：沒有，那個時候也不時興這個。現在好像有什麽繼承家業啦，有些家庭甚至要寫家譜啊。那個時候談到這些嚇都嚇死了，很忌諱的。像（祖父的）這個事情也是偶然的機會才知道，有些事甚至是通過大字報，通過後來發生的種種才知道家裏的曆史的。

　　陳希平：我的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經去世了，我祖母又沒有工作。所以一開始別人家都抄了，我們這裏沒有抄。後來有來過一次，好像是街道或者公安局的吧，感覺還是比較文明的，不像紅衛兵，打、砸、燒這些都沒有，還是相當文明的。再後來是我大伯父的單位來抄過兩次。然後我們家搬到樓上的一套單位去了，紅衛兵要在這裏辦什麽司令部。樓上那個單位就是後來喬奇他們住的地方，在上面住過幾年，隨後再搬下來。

　　陳希平：有的，就是勒令搬走了。像我們這樣能夠五六十年住在這裏的不多，人不多。

　　陳希平：對。我們是68屆，一片紅，“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就到雲南去了。因爲我家裏人认为云南比较好，抗战的时候，我父亲和伯父在西南地区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对云南昆明印象比较好。他们可能是抗战时期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对我选择云南有作用。

　　陈希平：对。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到黑龙江、云南、贵州，都可以。报名，自觉报名。

　　陈希平：有，我们这个楼一共去了5个人。7楼的小陈一个。2楼，陆家，他们有三个，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就我们5个人，坐一列火车，1969年3月2号离开上海到云南，去插队。

　　陈希平：有，那时候送行，敲锣打鼓，一直送到彭浦车站。啊呀，喊口号的也有，哭的也有，闹得不得了。火车经过贵阳，还在武斗，在打枪嘞。昆明再一路下去到生产队，走了有半个多月，路途遥远。

　　陈希平：整整10年。1969年去，1979年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返城。插队嘛，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一次回云南的火车上，来了两个人，是上海电影厂大有作为摄制组的，来拍知青题材的电影。我说：“如果你到云南呢，肯定要到我们集体户来，因为我们是云南先进集体户。”那么他们和我讲，他们来主要是为了拍个人先进。我想那估计我们是没什么希望被拍到了。回到生产队，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村庄里来了。他们来了，说也要拍一下。这个时候就幸福了，根据导演指挥配合拍电影，算是出政治工，也有工分，而且是最高的工分。有一天，摄制组小顾和我说：“小陈啊，你就站在这个位置。我保证随便怎么剪，你家里人肯定能看得到你。”我就“哦哦哦”，拿了个锄头拼命地挖。这两年，我们把知青的老片子拿出来看，诶！确实有那么一个镜头。不知道是在片头还是片尾，在打名字的背景里面，确实有我们劳动的镜头，至少这个历史的资料上面也有个一两秒钟了。

　　陈希平：是啊，我们当初在云南澜沧做知识青年，回来以后大家都分开了。有了微信群以后，我们又联系上了。然后我们就在群里写一些回忆文章啊，大家越写越多，干脆自筹出了一本书，叫《碎叶集》。据说之前云南省委书记到普洱地区视察工作的时候还看到了这本书，评价很高，说没想到这些老知青还在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实事。退休生活也就是这件事情比较有意义了。

　　陈希平：回来以后呢，我的感觉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邻里关系比较融洽。一栋楼上上下下大家都认识，一个孩子自由走动看到大人，或者说家庭和家庭之间都会打个招呼。“文革”以后人际关系就疏远了。就像我和叶新建老师，这么长时间认识的熟人，中间起码也有一二十年没有联系了，看到最多点个头。以前是天天在一起的好兄弟啊！你想这个变化多大啊。其他邻居也是，在马路上或者公园里碰到会交流，但是我不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也不到我家里来，有事情就在门口（讲两句）。后来就没有（串门）这个习惯了。

　　陈希平：回到上海以后呢，先是去劳动局报到。现在回想起来，劳动局的那个干部说话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和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上海市现在缺少劳动力，特别希望你们这种去过农村的人，能吃苦的人回来工作。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你现在就到工业局报到。”就是说，一定要到具体工厂报到以后才能落户。因为我知道过去有些人拿了户口，不到指定的工厂去报到，他有路子，到其他地方上班嘞，那一线没有工人了。所以我就去工业局报到，然后就去工厂里面做工人了，从最底层开始做。一开始我到这个工厂参观，还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啊？那个工厂里面的工人都像杨白劳一样，浑身都是白色。因为是一个塑料化工的车间，炼胶的。他们穿着的棉袄上面盖满了白色的粉尘，一根丙烯绳子扎在腰里。我想，这个地方怎么能去呢？诶！一分配就把我分配到这个车间去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当时如果说能落户上海，能够有一个上海户口，感觉已经是很不错了。

　　陈希平：那时候这里人就多了，房子就很挤了。包括我的祖母、我、我的表妹、我的嬢嬢、还有叔叔啊，他们都住在这里。他们成家了以后，就一人拿一间房间。我就住在这个房间，放两个床。后面的楼上还有一个厢子间，是小间，也能住人。那个时候阿姨就没办法了，只能睡在走廊上，打一个床铺。可以说是人满为患。

　　陈希平：花园可以自己去走走啊，锻炼锻炼。露台可能已经有一二十年没有上去了。

　　陈希平：我现在啊？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弄个早餐。吃好了就看看股票，要么就看看电视剧咯，要么就是外面走走，要么就是同学聚会，出去旅游。晚上吃完饭我就到湖南路那边一个街心花园打太极拳。有一个老师带着，其他的学员现在都成朋友了。

　　访问员：枕流建于1930年，至今90年的历史，像一个耄耋老人。你们和它的渊源超过了半个世纪，它对您或者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要给这位老人捎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陈希平：简单来说，就是“有你真好”，能和枕流一起看浦江潮起潮落，看上海怎样发展。这就是我现在心里想的。因为我估计自己这辈子在这里也不会动了。曾经也想过出国，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我在美国碰到过一个在徐汇区混得很好的人，结果在那里开大巴，他后悔了。这就是人的命运，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感觉上海也蛮好，出去也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