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关于二人之间的个人情谊，有学者曾根据目前出版的他们的私人信件集，以未发现两人有单独来往通信为由，认为他们虽然政治上志同道合，但在私人关系上交际不多、关系并不亲密融洽。事实上，查阅相关文献史料可以发现，李大钊与陈独秀不仅是政治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亲密的好伙伴，交往颇多，友谊甚笃。

　　说到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相识，不得不提及章士钊和《甲寅》杂志的牵线搭桥作用。陈独秀与章士钊相识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曾一同创办《国民日日报》，一起参加暗杀团。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宣传西方民主主义，邀请老友陈独秀赴日协助编辑出版工作。

　　1914年2月，李大钊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6月向《甲寅》投稿，署名李守常。章士钊便约其见面，从此成为朋友。

　　11月，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直指当时的中国尚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认为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亦无所惜，引起一些进步人士的批评。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用激进的语言发泄了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从中读出了陈独秀的拳拳爱国之心，又感到其悲观情绪会对人们产生负面效果，便撰《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回应，呼呼人们不要放弃爱国主义的信念，要提振信心，“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委婉地对陈独秀的文章作了批评。

　　章士钊将该文给陈独秀看，陈独秀表示非常感激李大钊的好意，他读出了李大钊文章中“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的意思。尽管自己表达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在爱国主义立场和思想上与李大钊完全是一致的。

　　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交往始于日本期间，主要是《甲寅》上以文会友的神交，相同的志向和观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两人共同奋斗的基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当时还在日本的李大钊立即给予支持，写了《青春》一文寄给陈独秀作出呼应。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投身反袁斗争。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多次邀请，赴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杂志从上海带去北京出版发行。1918年1月，经章土钊推荐，李大钊代替其接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样，李大钊与陈独秀便有了一段在北大共事的经历。

　　1918年3月，《新青年》被列入北大校本刊物。当年中秋后，蔡元培召开本校编译处会议，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同参与。

　　据蔡元培回忆，会议结束后，他见到李大钊与陈独秀在红楼前闲谈。当时，他们谈及各自闲时都喜欢作诗。陈问李最近是否还作诗，李回说许久未作。陈独秀说李大钊的诗“朴实中有英雄气”，很像其为人。李大钊说:“癸丑年到日本，大家心情都不好，我也闷得慌，那时写的东西都脱不了一个愁字。”陈独秀认为李大钊写文章很容易随季节变化而受到影响，李大钊表示同意。一番交流后，两人握手道别。

　　创办《每周评论》是李大钊与陈独秀合作做的一件重要事情。之所以会办《每周评论》，是因为《新青年》出版周期长，影响新思想及时传播，而且《新青年》编委胡适公开表示不愿意谈论政治。

　　12月上旬，陈独秀到李大钊的办公室，谈了《每周评论》筹备问题。陈独秀怕李大钊忙不过来，便写了几封信向周作人、鲁迅等人约稿。

　　1919年春，守旧顽固势力开始围攻《新青年》，掀起新旧思潮大论战。李大钊和陈独秀予以坚决回击，面对各种谩骂污蔑决不退让。4月上旬，陈独秀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新青年》内部也产生了思想分岐，李大钊始终力挺陈独秀。

　　总之，在北京相处的日子里，李大与陈独秀经常碰头开会商讨工作，议论时事，两人的友谊进一步加深。

　　营救战友见线日，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中，李大钊是真正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陈独秀被******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6月11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分头散发前几日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当晚，陈独秀在新世界楼顶散发传单时被捕。此时，李大钊正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知悉陈独秀被捕，他立刻给章土钊拍电报请他找龚心湛代总理说情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土纷纷要求释放陈独秀。李大钊一方面四处托人营救，一方面用文字唤醒民众的革命斗志，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他接连在3期《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仲甫(陈独秀字仲甫)是小监狱，我们是大监狱。”“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只眼’(陈独秀笔名)，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要靠自己的努力……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陈独秀的深厚感情。

　　9月16日，北洋政府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李大钊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诗《欢迎陈独秀出狱》:“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当晚，在陈独秀卧室里，李大钊坐在藤椅上与躺在床上的陈独秀闲谈。在家休息二十多天后，李大钊还邀请陈独秀出门走走。这样的感情很细，令人感动。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此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底，陈炯明邀陈独秀赴广州任教育委员长，陈独秀表示感兴趣，但考虑到正在进行建党工作，便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致信回复:“广东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心，在广东发起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有特别的意义。”因此，陈独秀决定赴广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与陈独秀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但这并不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中的重要地位。******东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