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生育时代，我国需要新的生育理论和政策来回应。图为2021年4月25日，安徽阜阳，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病房中的新生儿。 人民视觉 图

　　生育是一个国家人口发展的源头。婴儿潮是伴随着旭日升起的早潮，是涨潮，是新生潮，是希望潮。但我国的婴儿潮却呈现落潮、退潮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数据表明，目前总和生育率（TFR）低于1.5，超低生育率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的均衡发展，而且要关注人口的持续发展和优化发展。

　　人口普查是十年一度的关于国情国力的重大调查。2021年5月11日，期待已久的“七普”主要数据公之于众。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这一数字比2019年下降了18%，比放开二胎的初年2016年下降了33%，成为建国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据此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国家或地区15-49岁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是1.3（这一数字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或可讨论），虽然高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五普”）的1.22，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的1.18，但毫无例外都低于1.5，都属于极低的生育率。

　　这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进入21世纪，我国已出现“超低生育”现象。2020年12月17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作者按），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这篇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再看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比全国平均的更低，已经属于极端低生育现象了。

　　人口学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人口简单再生产即上下两代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但从1990年代初起，我国就已进入低于这一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时代，持续低生育成为人口常态。其时，由全国上百个生育意愿调查可知，我国人口的意愿性低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1.6-1.8左右，国家对外宣布的总和生育率也是1.8左右，且当作“常数”对待。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内在自然增长率长期为负数，表明人口再生产萎缩的态势已有近三十年，看不见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有巨大积累。未来人口生育趋势会顺着低生育文化的惯性而继续处在低迷状态。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养行为粗放，与之相应的是高生育现象，而今的精养模式，所对应的必然是以孩子的质量换数量的低生育和晚生少育模式。生养孩子“压力山大”几乎是所有家庭共同的感受。

　　超低生育率将是未来我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之所以如此说，因为它是元问题，也是东西方趋同的人口生育大趋势。譬如少子老龄化、人口性别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统性人口风险，根源全在于生育率的日益走低。所以，所有发达国家和社会都困扰于低生育，但似乎都很难摆脱。

　　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会陆续产生人口萎缩的源头效应、人口亏损的队列效应、人口失衡的结构效应、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际效应、低生育将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内卷效应。

　　生育的源头效应类似于上游效应和水龙头效应，因为生育从根本上决定人口的未来。无疑，超低生育率从源头上威胁着人口发展的持续性和均衡性。

　　当下，我国正处在百年人口大变局的前夜。只要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就会到来。从2020年出生量1200万死亡量1000万左右（两者已非常接近）来推算，未来三五年内，我国极可能迎来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重大转折。

　　超低生育的队列效应是指，同一队列人口随时间的推延因为死亡的机制而不断有人退出。低生育-少子化-少劳化的逻辑是必然呈现的。当下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今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减少。所以，为防止过于严峻的人口亏损问题（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当下的中国需要树立“人口储备”的战略意识。

　　超低生育的结构效应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的失衡，这包括少子老龄化（宏观）和少子空巢化（微观），都加剧了底部老化和孤独终老。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减少0.48人。这一数据包含了很多信息，恐怕意味着家庭社会生态的风险性和脆弱化，也意味着空巢家庭、单身家庭和破碎家庭（如单亲家庭）的增加。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家庭，而包括了丁克和失独的无后家庭则存在着老无所依的巨大风险（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性支持）。

　　另一方面，在重男轻女而又缺乏堕胎禁忌的文化中，超低生育也可能挤压和衍生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即选择胎儿性别和出生干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以来长期偏高失衡。“七普”数据显示，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仍达111.3，虽然比较2010年下降6.8，但比正常值仍高出4.3。

　　超低生育的代际效应是指代际人口生育递减的趋势。根据“六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的规模分别是2.19亿、1.88亿和1.47亿，逐次递减。如果把80后和90后作为一个群体世代，把00后和10后作为一个群体世代，人口的规模下降了1.1亿左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生育的母体即育龄女性人口的显著减少将导致绝对少子化的加剧，这是更为严峻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生育意愿不变，生育黄金年龄人口的规模递减也一定会减少新生儿人口的供给规模。譬如，2020年的育龄妇女数量和2010年相比减少4591万人，同期20-34岁的女性人口下降1517万人。

　　超低生育率的内卷效应是指低生育将引致更低生育率的自循环效应、自强化效应和强惯性效应。换言之，超低生育率已然是一种全新的徘徊在0-1之间的现代生育文化，背后是不婚不育、晚孕少生甚或离婚丁克的因素在起作用。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年轻人普遍视生育为畏途，怕养不起、养不好，辜负了为人父母的美名。人道是：“一个都不想生，更不要说生两个了”。低生育率俨然成为一种文化意义的人口惯性。

　　我国目前观察到的低生育不是政策性的，而是既低于政策生育率（2016年前大概是1.47），也低于意愿的、理想的抑或适度的生育率（1.8左右）的内生性超低生育率（即综合考虑了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的实际生育率，从2000年以来，平均低于1.5）。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属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低于1.5已然是超低生育率，对低生育风险我们了解甚少，更应怀抱敬畏之心。

　　我国的低生育率是高成本约束型的假性低生育和0-1生育观念和行为（如主动丁克族）的真性低生育组合而成的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为什么国家建设生育福利体系、承担部分甚至大部分家庭的生育成本抑或“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那么重要？这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生育是理性的和有条件的。一旦条件约束解除，理性就会恢复，热情就会回归，假性低生育率现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在低生育时代，我国需要新的生育理论和政策来回应，这包括：优化生育环境，确立适度生育的文化、鼓励生育的政策，适应低生育社会。这一新生育理论的主要思路是：

　　鉴于生育本质上既是一种经济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责任，所以，一方面，要强力降低“三育”的家庭成本，有效提高孩子的家庭效用，这包括：天伦之乐效用，即血浓于水、亲权保障；家族发展效用，即传宗接代、无后为大；养老送终效用，即养儿防老、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则要增强家庭1-2孩生育的信心、责任心和热情，让国人想生育，养得起孩子而且养得好。

　　鉴于生育具有二重属性，既有内部性即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也有外部性即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生育背后有个人、夫妇、家庭、国家和社会等多重责任主体。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的潜力。依笔者理解，所谓适度生育水平，是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为1.8-2.5），即平均二孩的“合适之家”。问题在于，虽然国家给出了方向，但没见什么雷厉风行的行动跟进。

　　优化生育环境就是要全方位构建生育-孩子-家庭-两性-老人五友好型中国社会，从生育文化观念到生育保护保障体系，全力展示国家在低生育时代所承担的生养教责任，打造聚焦平均两孩的生育社会福利共享体系，给足生育津贴，保护生殖健康和生育能力。

　　适度生育的文化是指理论上要倡导适龄、适时、适量的生育，生育决策要理性和自主，缩短生育间隔，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自由决策生育。打造二孩“合适之家”的文化和生态。

　　鼓励生育的政策，主要是降低“三育”成本，千方百计降低生育、养育（含医疗等）、教育成本是破题关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入托率，减轻年轻家庭照顾孩子的身心负担、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

　　人口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以小众之作为济大众之不为，以小众之二三孩高生育补大众之零至一孩低生育，以小众之生育觉悟破大众之生育迷茫，以国家之生育担当唤醒国民之生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