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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来了大学生“村官”
王明容读大学时,常听到老师叮嘱:一定要注意着装,对得起自己站的讲台。她有一次素面朝天地走上讲台,被指导老师骂了一顿,从此每天化淡妆。
张滔大学毕业7年了,算是个“老社会人”,但回到老家村子工作后,发现自己依然是个新手。
自2020年年初以来,贵州省仁怀市开始实行“大学生村官体验计划”。“真正为村级换届选好干部,为乡村振兴育好人才。”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说。如今已有近2000名大学生在从小生活的村子体验过村官生活。这群年轻人也学着以不一样的身份和视角融入熟悉的村庄。
刚开始在村里工作时,王明容还是按照当教师时的习惯,穿着黑白搭配的套装。因为在吃药调理身体,她手里还常常拿着保温杯。
没过几天她就察觉到了异样:跟村干部一起到农户家走访时,如果她穿着白色衣服,村民会把座位上的灰土吹了又吹、抖了又抖,然后才请她落座;聊天的时候,村民还小心翼翼地看她的脸色。
保温杯则“雪上加霜”。来了客人,庄户人家总是客气地一人倒一杯水。王明容婉拒:“不用了,我有保温杯。”话一出口,她感觉空气中有一丝尴尬;主人家给她倒的水一直孤零零地放在桌上,又添了一分尴尬。她注意到,没有哪个村干部带着保温杯走访农户。
22岁的王明容去年师范专业毕业后,在仁怀市市区一家培训机构任教,但她工作没多久就辞职备考事业编制,希望到离自家村子不太远的乡镇找一份教师工作。回家后,王明容听说村里急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当时她已经考完试,于是去村委会报了到。
张滔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了几年,后来因为要照顾家人回到村里。村里的干部找到他,邀请他到村委会工作,于是张滔成了一名储备干部。张滔村里的情况跟王明容所在的村类似:村委会人手紧张,干部年龄出现断层。张滔来之前,村委会除了两名年轻的村干部之外,另外六七名村干部都在50岁以上。他们服务的是7000人的大村,有些力不从心;再加上不熟悉电脑、智能手机App等操作,应对工作更为困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村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是普遍现象,以贵州为例,40岁以下的村党组织书记或村主任占比均不到三成,大专学历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占比略高于三成。
赵儒亮表示,该市与假期大学生、待业大学生签订“村官体验协议”,“引流”大学生到村工作,正是为了破解村级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低、无人可用等难题。
这些大学生大都从初中起就离村上学,他们既是村庄的孩子,也是村庄里的陌生人。要胜任村里的工作,他们还有一段适应的路要走。
王明容把上大一、大二时的衣服翻出来,换上休闲运动装,“自己穿着舒服、让别人看着也舒服”。她把保温杯放下,杯子里的药留到晚上回家再吃,化妆品也不用了。
村里的工作繁多,村干部少、又不熟悉电脑,王明容大部分时间用在村委会整理资料、录入系统。她曾以为基层工作很简单,来到村委会后才发现,村里的工作很细、很杂。
王明容最近做房屋普查、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等工作,需要村民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她不时会看到村民用警惕的目光看她,以为她是骗子。有一次,不管她说什么,对方就是不相信。王明容只好请村干部跟村民说,她正要给村干部打电话,村民却要求村干部直接打给他。
记者了解了五六个“新村官”的实习经历,他们和村民打交道时没少遇到挫折。就连有六七年工作经验的张滔,也觉得最难的是做群众工作。
张滔在后勤部门工作过两年,熟悉后勤部门的工作性质:繁杂、琐碎。但到了村里,繁杂琐碎的程度比原先增加了几倍。以前,他所在的后勤部门有六七个人,服务医院400多名医护人员;如今在村里,他的同事比以前多了一两个,服务人数则是以前的十几倍。
在县里、市里由不同部门分管的工作,到村里全都汇集到一起。上级部门千丝万缕的线,全从村委会这一个针眼里穿过。张滔形容,在村里“所有东西都揉到一块儿了”。任务扎堆儿或上级催得急的时候,他得忙到夜里一两点。
很多年轻人喜欢把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分开,但这在村里基本不可能。张滔原来在市区工作时,喜欢和同事一起到城郊自驾游。但如今,他除晚上有些空余时间外,基本没有时间出去玩,“随时都有事”——村民有事找他,如果电话打不通就会去他家里找。
王明容记得,一个村民组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橘子树。每次到那里走访农户,村民总会“逼”她先吃橘子再说事情。
在村里工作的4个月,王明容学着换位思考。有些独居老人家里的卫生状况不好,有的人家墙上甚至潮得滴水。她说:“绝对不能有怕不卫生的心理,不管身上穿什么,该坐就坐。”她感觉到,村民会从这些细节来判断村干部是否愿意跟他们接触。
贵州大学大三学生李光梅今年寒假体验了1个月的村官生活。有次走访农户时,她听到村民对孩子说,要以这些哥哥姐姐为榜样,好好读书,以后也做些有用的事儿。这个姑娘说,自己以前只是一名普通团员,没意识到“带头作用”;但现在她是一名预备党员,在村里实习期间,她开始学着当一名组织者,承担额外的工作。
张滔说自己脾气比较急,村里的工作可以帮他磨磨性子。“新村官”中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像张滔这样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们都感觉自己的交际能力提升了不少。
茅台学院大四女生蔡莉莉以往放假回家就宅在家里,今年寒假她当了1个月的村官。她所在的村共有20多名大学生参加这次活动。进村走访时,她注意到大多数农户家只有老人留守。像在手机App上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等事务,对于年轻人来说很简单,但对这些老人来说有难度。
这名大四女生痛心于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希望未来能尽力帮助家乡。蔡莉莉说:“这次实习能锻炼自己,也能帮助别人,感觉很有意义。”
赵儒亮告诉记者,该市立足大学生毕业实习需求、待岗大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采取聘任、合同和有偿补贴等方式,逐步将“村官体验”衍变为选才用才的大舞台;还计划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待遇、后勤等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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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容读大学时,常听到老师叮嘱:一定要注意着装,对得起自己站的讲台。她有一次素面朝天地走上讲台,被指导老师骂了一顿,从此每天化淡妆。
张滔大学毕业7年了,算是个“老社会人”,但回到老家村子工作后,发现自己依然是个新手。
自2020年年初以来,贵州省仁怀市开始实行“大学生村官体验计划”。“真正为村级换届选好干部,为乡村振兴育好人才。”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说。如今已有近2000名大学生在从小生活的村子体验过村官生活。这群年轻人也学着以不一样的身份和视角融入熟悉的村庄。
刚开始在村里工作时,王明容还是按照当教师时的习惯,穿着黑白搭配的套装。因为在吃药调理身体,她手里还常常拿着保温杯。
没过几天她就察觉到了异样:跟村干部一起到农户家走访时,如果她穿着白色衣服,村民会把座位上的灰土吹了又吹、抖了又抖,然后才请她落座;聊天的时候,村民还小心翼翼地看她的脸色。
保温杯则“雪上加霜”。来了客人,庄户人家总是客气地一人倒一杯水。王明容婉拒:“不用了,我有保温杯。”话一出口,她感觉空气中有一丝尴尬;主人家给她倒的水一直孤零零地放在桌上,又添了一分尴尬。她注意到,没有哪个村干部带着保温杯走访农户。
22岁的王明容去年师范专业毕业后,在仁怀市市区一家培训机构任教,但她工作没多久就辞职备考事业编制,希望到离自家村子不太远的乡镇找一份教师工作。回家后,王明容听说村里急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当时她已经考完试,于是去村委会报了到。
张滔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了几年,后来因为要照顾家人回到村里。村里的干部找到他,邀请他到村委会工作,于是张滔成了一名储备干部。张滔村里的情况跟王明容所在的村类似:村委会人手紧张,干部年龄出现断层。张滔来之前,村委会除了两名年轻的村干部之外,另外六七名村干部都在50岁以上。他们服务的是7000人的大村,有些力不从心;再加上不熟悉电脑、智能手机App等操作,应对工作更为困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村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是普遍现象,以贵州为例,40岁以下的村党组织书记或村主任占比均不到三成,大专学历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占比略高于三成。
赵儒亮表示,该市与假期大学生、待业大学生签订“村官体验协议”,“引流”大学生到村工作,正是为了破解村级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低、无人可用等难题。
这些大学生大都从初中起就离村上学,他们既是村庄的孩子,也是村庄里的陌生人。要胜任村里的工作,他们还有一段适应的路要走。
王明容把上大一、大二时的衣服翻出来,换上休闲运动装,“自己穿着舒服、让别人看着也舒服”。她把保温杯放下,杯子里的药留到晚上回家再吃,化妆品也不用了。
村里的工作繁多,村干部少、又不熟悉电脑,王明容大部分时间用在村委会整理资料、录入系统。她曾以为基层工作很简单,来到村委会后才发现,村里的工作很细、很杂。
王明容最近做房屋普查、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等工作,需要村民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她不时会看到村民用警惕的目光看她,以为她是骗子。有一次,不管她说什么,对方就是不相信。王明容只好请村干部跟村民说,她正要给村干部打电话,村民却要求村干部直接打给他。
记者了解了五六个“新村官”的实习经历,他们和村民打交道时没少遇到挫折。就连有六七年工作经验的张滔,也觉得最难的是做群众工作。
张滔在后勤部门工作过两年,熟悉后勤部门的工作性质:繁杂、琐碎。但到了村里,繁杂琐碎的程度比原先增加了几倍。以前,他所在的后勤部门有六七个人,服务医院400多名医护人员;如今在村里,他的同事比以前多了一两个,服务人数则是以前的十几倍。
在县里、市里由不同部门分管的工作,到村里全都汇集到一起。上级部门千丝万缕的线,全从村委会这一个针眼里穿过。张滔形容,在村里“所有东西都揉到一块儿了”。任务扎堆儿或上级催得急的时候,他得忙到夜里一两点。
很多年轻人喜欢把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分开,但这在村里基本不可能。张滔原来在市区工作时,喜欢和同事一起到城郊自驾游。但如今,他除晚上有些空余时间外,基本没有时间出去玩,“随时都有事”——村民有事找他,如果电话打不通就会去他家里找。
王明容记得,一个村民组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橘子树。每次到那里走访农户,村民总会“逼”她先吃橘子再说事情。
在村里工作的4个月,王明容学着换位思考。有些独居老人家里的卫生状况不好,有的人家墙上甚至潮得滴水。她说:“绝对不能有怕不卫生的心理,不管身上穿什么,该坐就坐。”她感觉到,村民会从这些细节来判断村干部是否愿意跟他们接触。
贵州大学大三学生李光梅今年寒假体验了1个月的村官生活。有次走访农户时,她听到村民对孩子说,要以这些哥哥姐姐为榜样,好好读书,以后也做些有用的事儿。这个姑娘说,自己以前只是一名普通团员,没意识到“带头作用”;但现在她是一名预备党员,在村里实习期间,她开始学着当一名组织者,承担额外的工作。
张滔说自己脾气比较急,村里的工作可以帮他磨磨性子。“新村官”中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像张滔这样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们都感觉自己的交际能力提升了不少。
茅台学院大四女生蔡莉莉以往放假回家就宅在家里,今年寒假她当了1个月的村官。她所在的村共有20多名大学生参加这次活动。进村走访时,她注意到大多数农户家只有老人留守。像在手机App上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等事务,对于年轻人来说很简单,但对这些老人来说有难度。
这名大四女生痛心于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希望未来能尽力帮助家乡。蔡莉莉说:“这次实习能锻炼自己,也能帮助别人,感觉很有意义。”
赵儒亮告诉记者,该市立足大学生毕业实习需求、待岗大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采取聘任、合同和有偿补贴等方式,逐步将“村官体验”衍变为选才用才的大舞台;还计划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待遇、后勤等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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