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父亲逝世，根据惯例盛宣怀要辞去包括“铁路公司督办”、“轮、电局督办”在内的所有官职，为父亲“守制”。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廷暂时为他保留了“铁路督办”之职，其他职务一概免去，从而丢失了对轮船招商局和邮传部的控制权，从这时起，盛宣怀庞大的商业帝国开始走下坡路，而由其主导的“铁路国有化”进程中更是引发了各地此起彼伏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平民愤，盛宣怀作为“替罪羊”被丢出，其名下产业也损失巨大，但他没想到的是更重大的损失还在后面。

　　“辛亥革命”后，一些满清大臣的财产均被革命党查封或抄没，作为当时“大清首富”的盛宣怀自然也没能免去这灭顶之灾，虽说后来通过袁世凯的周旋，民国政府将其财产归还，但这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其家中所藏之“金珠银元、古董字画十不存一”，就连汉冶萍公司的股份也被卖了不少，其名下资产大大缩水。

　　即便如此，盛宣怀死后还是为子孙留下了上千万银元的遗产，那么在他生前死后这些资产是如何败掉的呢？我们一一来分析。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者试图振兴工业以图发展，由于朝廷中的官员绝大多数没有此类经验，于是便试图将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商人吸收到创建近代工业的进程中来，于是一部分洋行买办出身的商人接受了朝廷的邀请，成为半官方性质的实业家，如容闳、唐廷枢和徐润就在此列，而其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继胡雪岩之后更为强大的“红顶商人”盛宣怀。

　　称盛宣怀是清末的商业教父其实一点也不过分，从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始到1912年创办“吴淞商船学院”结束，他一共创办包括非营利性组织一共97个，其中招商局、铁路公司、邮传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清末最大的巨型企业“汉冶萍公司”，为其带来了巨额回报，据说其巅峰时期，身家不低于五千万银元，那么我们大概分析一下各个企业为其带来的具体收益。

　　1872年4月，盛宣怀“遵奉李相国面谕，拟上轮船章程”，拉开了盛宣怀建立商业帝国的序幕，他以一句“筹国计必先定商情”让这个原本是官办官督的企业变成了民办官督，一举打破了“洋务运动”以来僵化的朝廷办企业而民间资本无法参与的窘境。

　　而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由于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迅速成为国内资本的宠儿，召集商股五十万两，迅速被人认购一空，之后又扩股至一百万两，股份仍然供不应求，而盛宣怀持有的股份约十万两左右。截止1893年底，轮船招商局平均给股东每年分红27.64万两，而原本单股100两的市值也升至300两左右，所以即便不算后来的分红，此时盛宣怀在其中的股份市值已85万两左右，而在盛宣怀死前，此股份已值440万两白银。

　　1870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提议清政府开展自己的电报电讯，以摆脱洋人对此的控制，但这件事一直到李鸿章任命盛宣怀开始津沪电线的架设才线年秋，盛宣怀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电报总局”，后更名为“邮传局”，自己任总办之职，他拟订了《大略章程二十条》获得清政府批准实施，并将原来的“官本官办”的性质争取为“官督商办”，其理由是“电报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业的最终出路是在商业上，故而才会如此争取。

　　本着“遏洋商进内地，分洋商之利”的原则，大清邮传局在数年间便将苏、浙、闽、粤、长江沿岸、东三省、山东至九江、武昌至长沙、京师至山陕等数万里的电报线已经架设完成，盛宣怀同时成立了天津电报学堂，专门用以培养电报人才，大力促进了中国电报业的发展。

　　邮传局最初开办之时只有17.8万两官银，当盛宣怀将其改为“官督商办”时，乘机“挪金州矿资二十万以充五十万之数”，也就是说他以二十万虚购了五十万的股份，而邮传局也不负所望，盈利累累，可从股息分配中看出。截止到1888年，“旧股每百两可换新股票二百两”，本金增值翻倍，其后十年中，邮传局每年保持年息分配7%的水平，以此来看截止1908年，盛宣怀在邮传局的股份已经市值不低于300万两。

　　1893年10月19日，一场大火将李鸿章亲自督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焚为灰烬，损失超过七十万两，最终盛宣怀临危受命，接手了这个烂摊子，还是老样子，“官督商办”，募集资金重新恢复织布局的生产。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此前官款和商股的赔付，以达到清除原来股份的目的，并将厂名改为“华盛纺织总厂”。筹建新厂时，上海、宁波、苏州三地的富商一共认购了六十万两的股份，而盛宣怀从电报局和招商局调来巨款，认购了四十万两的股份。

　　该厂从1894年投入生产，当年便出纱7万包，可售得500万两，出布70万匹，约售银220万两，利润约为48万两。看到有如此巨大的收益，盛宣怀先后又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了裕源纱厂、通久源纱厂、大纯纱厂、裕晋纱厂、同兴纺织厂、华新纺织新局等新厂，成为拥有五千布机、40万个锭子的超级大厂。虽然没有具体分红数据，但按照总厂的分红来计算，盛宣怀在此后十年中其股份总值不低于400万两。

　　1896年，盛宣怀向光绪帝呈《请设银行片》，申明了在中国开办商务银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在折子中强调道：“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盛宣怀提出开办银行，虽有推动洋务、为国理财的因素，但实质上还是受到了外国银行高额利润的刺激，所以才会有此提议。但不管怎么说，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开创我国的银行业，为清末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些贡献任凭谁也无法抹杀的。

　　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之初计划筹集资金五百万两为本，朝廷出二百万两白银，商人们出资三百万两白银，但最终北洋大臣王文韶交给盛宣怀手中的资金只有一百万两，无可奈何之下，盛宣怀以轮船招商局的名义出资八十万两，以邮传局名义出资二十万两（其中有五万两为王文韶干股），盛宣怀的资本占到了五分之一，是名符其实的大股东。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在上海开业，短短两年后便可半年分红一次，朝廷分红十万两，股商分红四十万两。按照这个比例，从1899年开始，盛宣怀在银行的股份每年最少可分红二十万两。此后银行又扩充业务，先后在天津、汉口等地又设立了七家分行，利润虽不如总行，但也是利润丰厚，非一般行业能与之相比。粗略估计，截止“辛亥革命”时，十余年间银行为其带来的利润不低于七百万两，尤其是1906年通商银行大楼建起之后，其固定资产价值更是远超本金，真可谓是一本万利的行业。

　　1896年9月，盛宣怀奉命入京，接受了光绪帝的接见，他提出了“以铁路自强”的理念，受到光绪帝的赞赏。10月11日，清政府下达了“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开缺，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上谕，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历史。

　　本着“只借洋债不招洋股”的原则，盛宣怀先后修建了卢汉铁路等五条铁路，向洋人借款1065万英镑，得提成440万两，回佣210万两，另外督办大臣每条铁路每月有“水公费”四千两，相当于月薪两万，盛宣怀做督办大臣九年，共得“水公费”216万两之巨，除此之外还有购买洋人材料所得回佣和提成，已无法计算，据保守估计，盛宣怀在铁路公司任上收入不低于一千万两白银。

　　仅仅这些资产，盛宣怀的身家就多达4100万两白银之巨，为何留给子孙仅剩下一千多万两呢？

　　1902年，盛宣怀父亲去世，清政府便打发他回家“丁忧”去了，所有的官职只保留下一个铁路公司督办之职，于是一些清政府官员都想在这些公司中捞些油水，北洋系、淮系以及清政府中央户部纷纷推荐自己的人选，一时间朝堂之上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

　　比较聪明的还是北洋系，他们派出与盛宣怀关系较好的袁世凯前往上海，与盛宣怀讨论关于招商局和邮传局的人选问题。

　　本来盛宣怀对袁世凯这个人选是比较满意的，只要袁世凯能满足他提出“电报宜归国有，轮局纯系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的条件，他便可让袁世凯兼任这两个职位。，当时的袁世凯满口答应。于是在盛宣怀的建议下，袁世凯最终做了邮传局的电务大臣，袁世凯亲信杨士琦做了招商局督办，由此轮、电二局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北洋系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在此次的职位之争中，盛宣怀辛苦经营的邮传局股份被袁世凯强取豪夺殆尽，而招商局的股份亦被稀释，远不及创建之初，盛宣怀在这两个公司损失超过五百万两之巨。

　　当时法国和奥地利银行趁火打劫，想以合作方式蚕食通商银行，盛宣怀看出了洋人的险恶用心，于是断然拒绝，同时从其他地方调来约三百万两白银应对此次突发的危机，这才将银行稳定下来，这次“伪钞案”直接让他损失有三百万两白银左右，因为这次垫付的白银还未等收回便排名让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没收了，所以可谓是血亏！

　　赵尔丰奉清廷命令，让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百姓开枪，当场打死三十多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于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朝着反清起义发展。清廷急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湖北形成了部分军事真空区，这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了平民愤，随手便让铁路大臣盛宣怀做了替罪羊。1911年10月25日，清政府内阁资政院召开会议，在一片“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声中宣判了盛宣怀的罪行，盛宣怀狼狈地逃离了北京，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两个月后到了日本。

　　首先遭受查抄的是盛宣怀在苏州的宅子——留园，以及所有的典当行、义庄、祠堂和其他房地产，并勒令盛宣怀的亲戚“捐钱助饷”。紧接着，盛宣怀在上海的妻子也发来急电，称“革命军要求盛家退出其在苏、沪、常、杭所有的产业，只为其留中华银行股份让其度日……”同时，革党黄兴以盛宣怀的名义与日本三井洋行在南京签订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几乎将汉冶萍厂几乎全部售于日本。

　　1912年1月14日，在国民政府的主持下，招商局召开了股东大会，其目的是筹集一千万两军费，盛宣怀在招商局中股份悉数充公……不久，盛宣怀名下在无锡、嘉定、江阴、南京、武汉等多地的房产，经营的典当行、义田、义庄、酒楼、车行皆被国民政府没收，除了典当给正金银行的北京住宅，仅余上海静安寺的住宅幸免于难，这也许得益于日本人在其中租住，盛宣怀庞大的家业一夕之间唯独剩余静安寺盛公馆了，就连盛毓常也被浙江军政府拘捕，盛宣怀也是无计可施。

　　由于当时各地罚没盛宣怀财产的主体不同，遂给归还其财产的工作带来无尽的困难，直至两年后盛宣怀的财产问题才得以解决，虽然部分房子、当铺等得以归还，但其中的值钱之物早已被抢掠一空。

　　到盛宣怀临终前，其家产有：武进县住宅一套，共计房间290余间；愚斋义庄3000余亩土地；苏州、杭州地产若干、嘉定、常熟67间当铺；上海租界、北京房产若干；有价证券包括国民政府财政部卷烟库劵银元70万元、轮船招商局新股2万余股、汉冶萍公司2万余股、积余公司1.7万股、仁济和股份4800股等等。

　　据盛宣怀遗产执行人李经方经过两年半时间的盘点，于1920年1月认定盛宣怀的遗产共有1349万两，比之巅峰时期的四千多万两，缩水了三分之二还多，但这毕竟是“人祸”所致，并不能称作败家，真正败家的是他的儿孙们。

　　盛宣怀去世之前曾立有遗嘱，就是将他遗产的一半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其目的是为了救济盛家的贫苦家庭以及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这个遗嘱的执行监督人就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

　　在李经方的安排下，先是成立了“盛宣怀财产清理处”，全面负责盘点盛家产业。同时又于1917年6月1日召开了有盛家大房、三房、四房、五房、七房参与的亲族会议，决定成立“愚斋义庄”。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统计核对工作，李经方于1920年1月向盛家亲族宣布了盛宣怀遗产总额，抛开各家的私产，盛宣怀可供分配的遗产总额为银元1349万两，内除偿款和提存各种款项153万两外（其中包括盛宣怀遗孀庄夫人的“颐养费”120万两及未出阁的两位姑娘各6万两嫁妆钱），实际应分资产1160万两。

　　1927年，国民革命军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到了关键时期，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缺钱缺粮，于是国民政府便将主意打到了“愚斋义庄”上来，军阀们认为应对义庄的财产全部没收用以“助饷”，但做过盛家英文秘书的宋子文等人却建议将义庄用于公益事业的百分之四十本金收归国有，最终蒋介石同意了后者的建议。

　　盛家七小姐盛爱颐看到以后无法再享受义庄带来的福利后，于是一纸状书将兄长们告上法庭，要求兄长们按照国民政府在1926年颁布的《妇女运动决意》，同意她加入盛宣怀遗产的分割。由于盛爱颐背后站着宋霭龄和宋子文，再加上有法可依，盛七小姐也轻松获得五十余万两的遗产。

　　八小姐盛方颐也未出嫁，便也向兄长们提出要十万两银子出国留学，但这个本来不过分的要求却被兄长们无情地拒绝了，原因是其母萧夫人原来不过是庄夫人身边的侍女，身份低微，所以没有资格参与遗产的分割。于是兄妹间再次对簿公堂，毫无疑问，盛家兄弟们再次败诉，盛方颐也得到了五十余万两的遗产。

　　就拿长子盛昌颐来说，他曾实任清朝德安府知府，也是大清堂堂四品官员，清流一派，娶了浙江巨富宗家之女，后来又不停地纳妾，还不时地寻花问柳，终于导致不寿而终，以至于这一支早早衰落下来。

　　最出风头的莫过于庄夫人所生的四公子盛恩颐，他早早继承了父亲在汉冶萍公司的高管之位，在盛宣怀生前便是上海滩巨富，他共有12房妻妾，子女多达27个，就连最喜欢的赛马家中还养了75匹，且又嗜赌成瘾，曾将上海北站对面的一百多幢房子一晚上输给卢小嘉，称其日斥万金一点也不为过，这样的玩法就是金山银山也扛不住啊，于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已经无财可败，时常靠大儿子救济为生，其晚年十分潦倒，据说连去公园的门票钱也拿不出来，后中风多年，于1958年死于留园门口。

　　抗战胜利后，他投资股票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前去了香港，靠着典当度日，就连盛宣怀给他写过的信也被他卖给香港中文大学，晚年他流落到日本后重病缠身，妾氏最终离他而去，其窘迫可想而知。

　　新中国建立前，盛重颐去了香港，靠着人脉开了一家证券交易所，由于自己不善于证券经营，又被香港青帮老大李裁发下了套，最终转托他人经营，最终几年后就宣告破产，家道随之衰落，后来又数次投资皆告失败，最终在香港潦倒而终。

　　四小姐盛樨蕙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女儿，在她的婚事上盛宣怀颇费了些心思，将她嫁给了隔壁的上海道台的儿子，这样做不仅可以与盛府隔墙相望，回家也是方便。她的嫁妆也是最多的，仅仅是银子就多达百万之巨，其他首饰陪嫁也价值不菲，不过这四小姐也是命苦，嫁到丈夫家中后接连怀孕，一连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以至于耗光身体，早早便去世了。

　　五小姐盛关颐原本就嫁给了上海富商林薇阁，后来通过打官司也拿到了为数不少的遗产，新中国解放前她与丈夫去了******，创办了十几家企业，一时间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生意成功之后她与林薇阁就发生了婚变，由于没有孩子，盛关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孤苦中去世。

　　六小姐盛静颐嫁到了湖州巨富刘家，婚后生活并不愉快，育有两女，但不知为何她忽然在刘家失踪，后再没出现，她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回到盛家生活，另外一个辗转于香港和******，竟靠做女佣为生，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被迫无奈之下宋子文远赴广州，替孙中山筹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并让其担任了行长，兼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职位。1930年宋子文再次回到上海时，早已娶了张乐怡，而盛爱颐等了宋子文八年，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闹了一场大病之后一直到32岁才嫁给了表弟庄铸九，此后一直病患不断，晚年病重期间宋庆龄曾派人专程探望她，据推测也与宋子文有关。

　　就这样，盛宣怀留下的千万家财就这样被不成器的子女们挥霍一空，虽然个别子孙后来重新创业取得了成功，但总体来说与盛宣怀留下的家产已经毫无关系，清末首富的影响也完全烟消云散。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大清朝的电报、轮船、矿利、铁路、银行等皆归其掌控，揽中国之经济大权十多年，内结李鸿章、张之洞，外靠王文韶、袁世凯，既官且商，一生都在政治与实业之间交错活动，“办大事”与“做高官”更是成为其行为准则，乃是标准的“红顶商人”。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所获之财大多是依附在大清身上所获，但随着国运颠簸、社会转型，他所留千万遗产也被子孙挥霍殆尽，但这对于盛家子孙后代来说也不尽然是坏事，从盛家的第四代开始，他们发奋图强，不断创业，尤其以盛宣怀曾孙女盛承慧为代表的盛家第四代，富而不忘回报社会，先后创立了“盛承慧慈善基金”、“昌兴关爱基金”等，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帮助孤寡老人摆脱困境等等，这实属难能可贵。

　　可见，所谓巨额遗产根本不是真正财富，盛宣怀子孙后代继承下来的家风、家教、家训才是令其长盛不衰的真正“财富”，虽说“富不过三代”，但三代之后谁说不能再富？盛家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