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清政府的礼部官员三番两次的催促，马戈尔尼使团一行人却站在原地，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内心无比纠结烦躁，面上仅能维持基本的平静。

　　1792年，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式开始。英王乔治三世任命马戈尔尼为大使，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由访问中原大地，希望清政府能够开放港口，允许英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英使带来的贡品里面包含了数不清的步枪、炮弹、军舰模型，乾隆皇帝却只轻飘飘看了一眼，就打心底里认定西洋人带来的东西不过是些雕虫小技。

　　马戈尔尼不仅是英国的皇室贵族，还是议事大臣，在此之前出访过多个国家，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此刻却紧锁眉头，一言不发。

　　这次访华，不仅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终生的失败阴影，也狠狠打击了英国人想和满清政府建立友好贸易关系的想法。

　　十二岁的小斯当东是使团中的一员，他的父亲老斯当东爵士是使团的副使。老斯当东想让自己的儿子开阔视野，多多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当时的中原大地被无数欧洲人向往，此次访华，他特意把小斯当东带上了。

　　那时的小斯当东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五门语言，漂泊在海上的那段日子，他跟船上一位会说汉语的老师学习中文，很快就掌握了基本对话。

　　英使抵京后，本以为迎接他们会是皇帝的友好礼遇，没想到第一天，他们就和清朝官员就行礼问题争执不下。

　　这和当时两个国家的自我认知息息相关，无论哪一方，都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把对方推到野蛮的边缘，清廷尤甚。

　　双方争论不休，为了顾全大局，马戈尔尼和清政府官员商量后，决定在乾隆皇帝出发去避暑山庄的路上时，使团一行人以觐见英王的形式单膝跪地行礼。

　　那天很快到来了，乾隆早知英使来华，但对方不愿下跪叩头行礼的傲慢态度让他非常不爽。

　　马戈尔尼一愣，上前一步准备拱手抱歉时，十二岁的小斯当东在父亲信任的眼神下走了出来。

　　交流几句后，乾隆皇帝龙心大悦，脸色好了很多，甚至解下了自己腰间的荷包递过去，大手一挥说继续前进。

　　看到小斯当东接过乾隆皇帝亲手递出去的荷包，旁边站着的清政府官员们无一例外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可置信。

　　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皇帝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的。珍贵的不仅仅是荷包，而是乾隆皇帝将荷包递过去的举动，荷包是皇帝佩戴过的，乾隆把荷包送给小斯当东，那就是御赐之物，如果放在普通人家，那就是可以世代传承的传家宝，是巨大的荣耀！

　　发现这个年仅十二岁的英国小孩会说中文，乾隆皇帝一扫之前的不悦，认为英国人不愿下跪行礼只是死要面子罢了，一个英国小孩子都学习了中国的语言，这不正是英国崇拜大清的体现吗？

　　但对当时十二岁的小斯当东而言，乾隆皇帝亲手赠与的荷包并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在一个英国小孩的眼里，这只是对方为了表示他们谈话愉快而做出的举动罢了。

　　七年后，小斯当东在父亲的支持下再次来到中国，在位于广州一个英国商馆里工作。这一次，小斯当东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人。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在中国的最初两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离开疼爱他的父母到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还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无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英国人，斯当东经常被叫去帮忙做公司和中国政府会谈的翻译和口译工作。几年后，他担任了特选委员会的秘书。职位虽不高，却让他有机会熟悉公司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业务。

　　但在他熟悉了中国的生活之后，枯燥也随之而来。1805年，斯当东将外科医生皮尔逊有关牛痘接种术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表，把牛痘接种的方法介绍到了中国。

　　1810年夏天，在返回英格兰的航程途中，斯当东又完成了《大清律例》的全书翻译，这项成就在今日看来非常了不起，但当时的斯当东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仅仅是闲着无聊，他便翻译了这本书，然后把它以五百英镑的价格卖了出去。

　　以上的种种行为都在表明，斯当东在中国生活得很不错，他成了英国人眼中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因此当英国表示打算再次派遣使团与清政府谈判时，斯当东成了随行的不二人选。

　　1792年的马戈尔尼访华因为是中英第一次交流而为人所知，1816年的阿美士德访华，小斯当东坚决不叩头的主张在中英双方掀起了轩然大波。

　　剑拔弩张的气氛和20年前的场景出奇类似，就连清政府官员质问他们的语气都和当年如出一辙：“拜见皇帝，为何不下跪？”

　　无论是20年前的乾隆皇帝，还是20年后的嘉庆皇帝，包括满清政府的官员们都无一例外认为叩头是理所应当的。

　　在当时的使团人员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小斯当东的想法一样，甚至绝大部分人不认为三跪九叩有损国家形象。因为在英国根本没有下跪代表尊敬这一说，更别说这代表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觉得向清朝的皇帝下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而更像是一种入乡随俗的礼仪。无论马戈尔尼还是阿美士德，他们带着友好的态度来到中原大地，起初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能否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过程并不重要。

　　使团的另一位主事人员伊利斯认为，综合马戈尔尼使团的先例和行礼或许导致的个人尊严和国格受损等因素评判，行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唯一需要征求意见的是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三跪九叩是中国社会的最高礼仪，尤其在清朝，此举可能会削弱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影响力。

　　闻言，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当东立刻召集了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投票的结果表明，大部分员工都反对使团行礼。而对使团而言，东印度公司又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因为它是使团行动赞助的来源，所以伊利斯不可能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小斯当东既是商管的主席，又是使团主事的一员，这件事似乎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果。

　　阿美士德访华失败的消息传回英国，议员们义愤填膺，把他们和中国平等贸易的失败都归咎于小斯当东坚持不行礼。

　　从晚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对这件事小斯当东没有一丝后悔，他说那是“精彩的失败”，还引用了社会各方寄给他的信中的信任话语。

　　早些年的在华经历使小斯当东比议院那些纸上谈兵的英国人更了解中国人或说是清政府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他敢坚持己见，提出不行跪拜之礼。因为他很清楚，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和1792年来华的马戈尔尼一样，清政府不答应条件，他们空手回国。退一万步讲，就算皇帝震怒，也不会给使团造成很大的损失。但与此同时，就算他们行礼了，清政府也不会同意开放通商口岸。

　　因为归根结底，清廷自始至终都没有开放口岸的想法，这是皇帝对“天朝物产丰富”的极度自信。甚至中英双方的见面，在他们眼里都是文明和野蛮的会面。无论见面氛围是否融洽，结果一眼可见。

　　果然一切都和斯当东预料的分毫不差，大怒的嘉庆皇帝冷静下来后，为了显示宽容的大国风范，还是收下了使团的部分礼物并进行了丰富的回礼。

　　回赠的厚礼证明他们确实受到了清朝政府的优待，关于是否行跪拜礼，小斯当东指出国家荣誉永远不能缺失。

　　1816年的英国和1792年的英国早就不一样了，20年前因为乾隆皇帝赐予他荷包而高兴的十二岁小孩子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英国官员。

　　阿美士德访华时，清政府已经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内有白莲教动乱，外有英国军舰不断侵扰；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那时的英国刚击败法国成为欧洲霸主，阿美士德本人还是打败拿破仑的有功将领，访华使团乘坐的是从法国收缴的阿尔塞斯特号军舰。

　　第二次访华失败让英国的议员和大臣们不知所措地安静了一段日子。直到1838年，巴麦尊勋爵提出“在中国设立法院”的议案。

　　平等贸易一直没有实现，英国人在与中国人交易时便只能吃闷亏，这使他们意识到只有明确的法律，才有可能杜绝这一现象。

　　他找到巴麦尊勋爵，分析当时的形式和中英关系，苦口婆心地劝诫这个议案不可行，没想到巴麦尊心意已定。

　　议案开始辩论时斯当东不在伦敦，即便如此，他还是想方设法取得了另一名议员的支持，让他代替自己反对这个议案。最后的结果让他非常满意——巴麦尊的议案被撤销了。

　　站在国家和政治的立场上看，斯当东实在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种种事迹表明他并不纯粹地支持清政府或英国议会，他将牛痘接种的技术带到中国，反对对清政府不利的议案，与此同时他又拒绝对大清朝的皇帝下跪，宣称大英帝国的尊严不容侵犯。

　　1840年，英国议院展开了对华战争辩论。这一年，斯当东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早在1839年10月，英国政府的内阁会议就已经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向议会提交文件之后，被保守党格雷厄姆谴责，说他们处理中国问题“缺乏远见和警惕”，这是让英国开始“一场不必要和不正义的战争”，由此引发下议院长达三天的辩论。

　　几年前小斯当东提交给下议院的一切被保守党翻来覆去的引用，作为英国最早的中国通，他的观点颇受人们赞成，而他之前的主张，除了拒不向嘉庆皇帝三跪九叩，其他的都和保守派的主张非常相似。

　　斯当东在格雷厄姆的极力推荐下参加了此次辩论，却说出了一段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界的话：“最为完全的考虑之后，我仍坚持之前表达的观点。但我们和中国关系的实际破裂不能完全归于女王陛下和现任大臣的缺乏警惕或远见…”最后他说道：“我十分赞成远征中国。”

　　斯当东态度的转变似乎来得莫名其妙，但联系到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就很明显了。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斯当东有公平对待双方的想法，因此在过去的种种情况下，他都可以合理地分析中英关系和当下局势，做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判断，但一旦事情牵涉到了根本，比如在他看来三跪九叩有损英国的国家荣誉，比如虎门销烟破坏了英国在外的影响力，他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身为一个英国人的主张。

　　斯当东上一秒承认中国人确实有权力禁止鸦片走私，下一秒却说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大大超过了常规：“如果我们屈从这样的暴行和在华商务的降格，不做任何尝试进行辩护，其后果将转移至我们在印度的巨大帝国，我们在那里的政治统治地位将被严重破坏，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在这之前，小斯当东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在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地抛弃了个人立场，选择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

　　1792年，十二岁的小斯当东亲眼目睹马戈尔尼和乾隆皇帝的礼仪纠纷；1816年，三十六岁的斯当东坚持己见，拒绝阿美士德使团向嘉庆皇帝行跪拜礼。

　　似乎从小斯当东接过乾隆皇帝递过来的那个荷包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冥冥中被注定，这个英国最早的“中国通”，在中英关系中一次又一次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历史的车轮碾过后，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