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打完“美好的仗”，带着对新冠疫情“追责”一事愤愤不平的执着，暂时休息去了。日记的完结和出版，给了大众通过日记从整体上去认识其文、其事、其人的凭据和机会。作为读者，想通过对60篇“方方日记”的细致梳理，从文学、“实事报导”、政治、哲学（价值观、修辞术、历史观）四个方面去理解和认识其文、其事、其人。同时，对于围绕其日记的争论和批评，有必要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无聊骂战，不妨把它看成一场公共辩论，正反双方都有众多支持者，以此为切口去发掘和思考当中隐含的问题。

　　日记中，方方指出，她以“日记体方式”记录的是一个受困疫区的写作者的喜怒哀乐、点滴感受、生活琐碎和个人记忆（2.28；3.12；3.15；3.23；2.28即指出自2月28日的日记，下同）、武汉疫区的“真实的近况”和“实事报导”（1.25；1.27）及对这场疫情的“一点反思”（1.29；2.9）。事实上，日记内容大体符合其本人的定位。大多日记记录的不外是天气状况、家长里短、疫情记述与观察，再穿插一些网络互动文字和个人的即时感受，网络骂战的火药味也弥漫始终。

　　对于这些文字，有一群教授、文人为它献上膝盖，甚至将它推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的高度；批评也不少，批其为“道听途说”，编造谣言，扩张恐惧；也有看似中肯的评价，认为它们“并非精准的新闻报道，而是给疫情中的读者以精神陪伴和鼓励，提醒和呼吁地方政府留心防控工作的短板，批评媒体报道的不到位”。

　　无论哪种评价，都不能忽视方方本人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她的文学观。她曾谈到文学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喜剧与悲剧问题，光明与黑暗问题”（3.19），认为这些都可以写，但实际上她有所选择和侧重。她表示，文学“经常与落伍者、寂寞者、边缘人为伍”，“关心和鼓舞被前进的社会所冷落的人”，“和弱者息息相通”（2.17；3.24，短视频）。由此不难理解，其日记记录的多是深夜被拒的农民、奔波挣扎的病患、肝肠寸断的亲属、忙碌劳累的医护、宅家郁闷的武汉人，和“应”被追责惩办的领导、专家、官员及造成当下局面的政府；尽管也有对坚守岗位的外卖小哥、警察、志愿者、环卫工人、医护人员、社区人员、下沉干部的正面书写，但整体氛围被沉闷、焦躁、愤怒、抑郁、恐慌、悲情、创痛、哀伤、哭泣、苦难、死亡（这些词汇均出自日记）所笼罩。这一点也为其辩护者所承认，“其间负面信息提到的比较多，而且提出了批评意见”。方方欲以个体化的表达和书写做“时代的记录者”，实质上，是以个体书写来替代和解构围绕国家、民族、集体、英雄的宏大叙事。就像另一位辩护者指出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必将传世的名言，几乎浓缩了方方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学观”。

　　依照对文学的这种理解来叙事无可厚非，而且在当下中国也有一些同好。譬如，在文艺界，就有一些电影导演热衷于此种叙事策略，在急遽的社会变迁和宏观的政策背景之下讲述“小人物”的孤独流徙和悲苦命运，受到西方看客的热捧，成为观察中国并强化其固有认知的窗口，并进一步“利用其文艺话语权来影响和型塑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取向和消费者的审美偏好”。有评论者把这种叙事和写作归为“伤痕文学”——扮弱者立场，作悲情描摹，进而雕刻人心，很有见地。其实，这种文学表现手法及其功能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认为，在偶然个体主导的自由主义社会，可以借由文学（小说、戏剧、诗）、记者的报导、纪录片等对苦难、侮辱、残酷的巨细靡遗的呈现在陌生人和“我们”之间提升共通感，创造出团结，推动道德变迁与进步。即通过“抛弃理论，转向叙述”，将私人的实现和人类的团结统合起来。罗蒂把这类创作者称为“反讽主义者”（艾略特、波特莱尔对方方的性格与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罗蒂也把这两位视为反讽主义者），这种社会整合在他看来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目标。方方日记在疫情期间的确成了部分人群情绪的宣泄口，有心理抚慰功效，但无论将其划归哪种文学类型，值得追问的是：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中国，这种反讽主义的文学表现手法和叙事策略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品性和精神需要，尤其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文以载道，从文学的社会价值角度来看，至少，方方日记：1）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2）过多的负面记述和悲情描摹污染务实劳动者的精神氛围；3）偏离时代主题，对社会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和大众审美品格的提升无益。这应了领导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的评价：“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把方方日记纳入“伤痕文学”也好，划归“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也罢，它在文学的认识功能上，是偏颇的；在教育功能上，是误导的；在审美功能上，是畸形的；因而在社会价值上，是不切实际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方方对新冠疫情爆发性质的判定和疫源地问题的态度。她一再声称，新冠疫情发生是一场“人祸”（共现5次），要求医院领导、专家、官员、政府等“渎职者”、“有罪的人们”道歉、引咎辞职，彻查隐瞒误判真相。其实，她也提“人祸的比重”（1.29），知道病毒很“诡异、狡猾”（3.21），是“流氓病毒”（3.5），有“剧烈的传染性”（2.20），此次疫情是诸多因素合力酿就（2.4），但在喊“追责”时，又把矛头直指医院领导、专家、官员和政府，认定为“人祸”，染疫而亡是“他杀”（共现4次），要为近三千“枉死者”（3.5，共现4次；当日公布湖北、全国累计死亡病例分别为2902、3012例）“讨债”。她不避讳使用“武汉肺炎”（共现4次）一词，而且在知道美国就疫源地问题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坚定反击时，认为中国是在将全部责任甩锅美国（3.23）。不容否认，在疫情应对早期，存在隐瞒、判断失误、医疗资源遭挤兑时处置失措的事实，但是在病毒特性和疫源地问题还没有科学结论、病毒泄露说和美国起源说纷传（均早于方方日记终篇）的情况下，方方一口咬定“人祸”，把所有责任归咎于相关人员和政府，未免太过武断。她可能没有想过这样操作的后果——削弱政府合法性和公信力、为国际反华势力提供辱华排华、索赔、赖债、制裁的“证据”。

　　方方以“在场”作家身份介入新冠疫情的观察与思考，却对疫情的发生先入为主定性为“人祸”，对疫源地问题做模糊处理，这是对中国人民和对外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的构陷与诬蔑。至少，在科学得出结论之前，不能靠一个作家的文学想象和不负责任的记录来让中国人民背这个锅。这是原则性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与言论自由无关。方方做过记者和主编，兼有作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双重身份，被粉丝盛赞写“真人、真事、真情、真史”，擅长“独立思考”（3.18），还常把“实事求是”（3.5；此词共出现15次）挂在嘴边，在这一点上，她没有实事求是。

　　问题之二在于对官员的以偏概全的评价。在她眼里，中国的官员们不实事求是、空讲政治正确不讲真话、刻板僵化、互相推诿、唯上不亲下、搞形式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新冠肺炎”，而且看不到治愈期（1.26；1.30；2.17；3.5）。此外，她还不断通过暗示、揣断、臆测试图强化对官员的这种认识（2.15；2.16；2.17；3.6）。因此，她下了一个判断：“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1.26）因为对官员的这种惯性认识和偏见，她看不到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湖北潜江的书记市长果断决策，率先封城，阻击疫情；看不到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先于湖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看不到上海的早期疫情直报、浙江打破常规的疫情预警、四川的“教科书级”防疫，更看不到各级党员干部的上下动员、统一部署、协调行动……不得不承认，方方提到的那些毛病在部分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但这个以偏概全且带恶意的评价成了对中国官员的全称判断，被其粉丝奉为“金句”，是有失公允的，是给大部分领导干部贴侮蔑性标签。方方以文学的春秋笔法记述和品评疫情中的人和事，也没有实事求是。

　　作为日记体的“实事报导”，方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观察是不真实的，所谓批评和反思是不负责任的，记录是有选择性的，评论也是以偏概全的。

　　方方因为在日记中为弱势人群呐喊、关怀和温暖落伍者孤独者寂寞者、坚持要查真相并追责，被粉丝称赞“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誉为“武汉的良心”、“底层百姓的代言人”。除了在键盘上表达这份“情怀”和“博爱”之外，看看方方还做过什么。

　　在日记里，她不断指出政府在疫情防控和其他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官员难堪大用，“昏招迭出”（2.24；3.4），有这般那般的毛病，以致这个社会患了“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且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事既如此，她认为政府和官员仍然要“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担起守土安民之责，管好疫情防控、群众生活保障、疫后复工复产和逝者亲属的心理安抚等事宜。反观她自己，享受厅级退休待遇，有人送口罩和食品，警察送机等等。她的态度通俗地说就是：我拿的是我应得的；政府和官员都是纳税人花钱养的，老百姓的大小事都该他们管；不管、管不好就要骂，骂是为了他们好和社会进步；挨了骂照样要干活，但除非改变“严酷的制度”（3.20），否则社会没有希望。

　　在日记里，方方不是只管批评和指出问题，她也借他人之口提出对策建议，如由医护人员伴同转送武汉病人到邻省治疗（2.2），在长江中建方舱医院，开启“江中隔离模式”（2.21）。稍有头脑的人会想到：在疫情初期医疗资源遭挤兑的情况下，武汉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担此工作吗？转运救护车是否充足？如何调配？如何进行转送安全防护？如果邻省遭遇疫情爆发怎么办？江中隔离，废水和医疗垃圾如何处理？物资如何保障？……她曾借某教授之口指出，“不能仅靠拍脑袋设定疫情管控的目标”（2.26），但她的这些建议就是典型的“拍脑袋”办法。她也考虑到了有些问题（污水排放、春寒），但每次在提出建议后，又表示，“我是想不出办法的，只是纯粹作个记录”（2.2；2.21；2.22）。

　　方方非常喜欢“常识”这个词，认为常识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是深刻中的深刻”（3.5）。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作家纳博科夫却认为，“常识只是人们为思想惰性与庸俗所提出的自欺欺人的藉口”。不论怎样看待常识，不妨从“常人”角度审视一下方方的态度。假设员工张三是公司文宣主管，他不停给老板指出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但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就是拍脑袋昏招，还不断宣扬负面情绪影响认真干活的员工。老板该怎么办？“常人”自然会有答案。国家也是所有成员的共同事业，如果有一群人指点江山，纵论国是却又置身事外，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身为作家，方方可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因为在其辩护者看来，“所谓作家，就是在旁边说三道四的人。他是真实的生活的审视者怀疑者批判者，是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憧憬者虚构者创造者。要么虚构，要么直说，对社会发言”。但政治不是文学，要做决断，分配利益，解决实际问题，还要有国内国际两个视野。方方在疫情吃紧期间“秉笔直书”，暴得大名；疫情基本控住时罢笔休战，“谣”作出版，“扬名海外”。她一副菩萨姿态，用键盘“心忧天下”，俘获了粉丝，迷惑了群众，也感动了自己，“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1.31）。“武汉的良心”、“底层百姓的代言人”这些头衔她配不上。

　　当然，对于一个身患疾病的65岁老太太和自称“普通市民”、“群众”的作家，不能太过苛责。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批评者和反思者，方方对于解决政治现实问题，既没有深度，也没有诚意，而且目光短浅，是一名优秀的“嘴力劳动者”（2.4）。

　　方方日记从文学和实事报导（言）层面、政治实务（行）层面都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还受到追捧呢？方方及其辩护者一语道破，抗疫斗争没有胜利，只有结束（3.10）；有的只是方方日记和她“所信的道”的胜利，是启蒙主义价值观的胜利。道即是启蒙主义价值观，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观，是“（言论）自由”、“人生而平等”、“人权”、“基本人性”、“人道主义”、“个体”、“纳税人”这套话语。这套话语不仅被明确标榜，也成为其逻辑前设，是内置的思维钢印。这些“志同道合”者热衷于玩弄这套话语，却无视这些概念的空洞及背后的困境。

　　他们总是回避日记中的许多问题，而将质疑转换为言论自由问题，声称“作家方方有批评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批评社会的权利”，“‘方方日记’还只是一个内容并不完美的完美象征，它明确指向一点，就是在特大灾害面前，个体能否有权按自己的方式面对社会公众说话”？因此，他们无视方方在原则问题上的失实报导、造谣、构陷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或忽略或支持她简单粗暴地以“极左”来回应批评者，热炒“吹哨人”概念，妄称“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以言论自由作为武器的支持者往往陷入一种逻辑陷阱：言论自由意味着规则范围内的多元声音和多元价值并立。但它极易扩展成：因为真理本身缺位，所以没有什么言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只强调自由，无视规则限制）。这一论断本身成了一种绝对的、一元的言论。其中的逻辑谬误如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所以，只要方方及其支持者以言论自由为名论战，其表现就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立场：我可以批评你，但你不能批评我；批我，你就是“极左”。他们的思维和立场是自由主义式的，把批评政府和官员视为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利，而不论个体是多么的不善言辞、缺乏“逻辑判断”和“独立思考”。

　　他们把“人生而平等”当成“深刻的常识”（3.5），却不提人的自然差异，和人在机会、资源、能力上的不平等及其改进的困难，因此成了“自欺欺人的藉口”。他们把新冠病人、弱势群体的“人权”挂在嘴边，却把医护人员、警察和其他默默奉献者舍命战“疫”视为当然。他们把公民看成精于理性算计的“纳税人”，是“公民在养活政府”，政府天经地义是为公民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服务的，却考虑不到可能由此导致的国家能力弱化、地方主义抬头和社会的自利化离心化倾向。照此逻辑，就难以回应下列问题：大疫当前，同样是“纳税人”和鲜活的生命，同样有疫情爆发的潜在危机，医护人员、其他省份为何要驰援武汉和湖北？即使“救灾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基于纳税人假设，地方违抗调令怎么办？为什么要严肃处理大理“暂扣口罩”事件？为什么中国防疫不会出现美国各州各自为政、欧美各国相互“截留”、“截胡”医疗物资的情况？自利的“纳税人”、“理性人”假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人性想象。说到底，他们还是在用西方的框架来认识中国，用启蒙时代以来基于个人本位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待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个体是经济理性的，个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内在于个体的生命价值，必须约束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体权利免受侵犯。他们不理解一个具有深厚的家国同构文化传统、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和中国人对这个政治-文明共同体的深厚情感，片面强调以所谓个体书写来解构或否定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性。

　　他们信守启蒙主义价值观，不断回到五四和八十年代试图强化其道义说服力，并期待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再“开展一次社会启蒙”，改造当代中国。因此，在面对政治现实问题时，其思考惯性是建构理性主义式的——如果当时……所以应该……否则就……，带有求全责备的完美主义和事后理性人的上帝视角；而不是实践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式的——事实是……然后可以……还需要……，有着求真务实的达观主义和事前一般人的有限理性。

　　方方还使用了一套修辞术来证明其记录的“真实”性。修辞术①是一种煽动技术，喜欢使用逻辑，但逻辑往往被用来正确地推出错误的结论（并非每次都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术一般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如政治演说（劝说或劝阻某种未来的事情，目的为阐明利弊）、诉讼演说（控告或辩护某种过去的事情，目的为辨清公正与否）、典礼演说（赞颂或谴责某种现在的事情，目的为判别高尚或丑恶）。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修辞术的通常做法是：（1）选择人们所欲的或感兴趣的某些事物作为前提。这样，即使未加论证，人们就已经盲目地喜欢上那些可疑但是讨喜的说法；（2）往往使用省略三段论，大概模式是：前提p是一个或然事实，然后以可能p蕴含q而推出q。这样的推论没有必然性，事实上只能推出可能q；（3）使用一些打动人或激动人的比喻、暗喻、表证等手法或耍小机灵使人信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前者为多）。囿于篇幅，仅详解诉讼演说一例。以方方指责官员隐瞒、专家误判酿成“人祸”，导致疫情爆发，“枉死”数千人为例。官员隐瞒、专家误判是或然事实，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疫情的爆发是人们很想知道的事情；隐瞒和误判只是可能导致疫情爆发，致人死亡，但疫情爆发不必然因隐瞒误判而起，它还与病毒烈性程度及其他因素有关；方方不断追问“真相”，声称“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3.3）来打动想了解事实的人，从而相信她讲的就是“线）。再如，她的转运病人到邻省就医、设“哭墙”或“哭网”（3.13）建议就是政治演说，对官员的谴责就属典礼演说。修辞术的用力之处就是诱导人们相信某种价值判断，逻辑不严格就不足为奇。所以，方方日记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但依然有很多粉丝相信她。可以说，方方是当代中国的“智术士”。有学者说，“这些以次充好的修辞手段在现代仍然屡屡得手，可见现代人在智力上并无提高”。

　　此外，方方的历史观也是虚无主义的，她强调自己从“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机器般运动，如同生活在索尔仁尼琴式的“古拉格群岛”中，以致不得不耗费十年时间去清理“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在她眼里，中国发展强大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事情，“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3.18）因此，她以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遮蔽或否定掉了改开前三十年几代人的奉献牺牲所奠定的大国之基。

　　方方日记反映出来的反讽主义的文学观、启蒙主义的价值观、诡辩派的修辞术、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表明，其日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大可将它看作一位挑剔的武汉妇女波及范围更广、杀伤指数更高的“汉骂”，其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它报导了多少实事，发掘了多少真相，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成了“家里蹲”群众郁闷情绪的出气阀，疫情起源好奇心的释放口，被文人当成了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宣讲坛，也为西方媒体“谣翻中国”输送了炮弹。因此，方方也被尊为新的启蒙“女神”，凭“神力”传播和守住了“所信的道”，如此而已。

　　方方日记及其引发的文人的集体站队与集火攻击是精神文化领域的一股逆流，它并没有什么新异的内容，不过是一套扭曲价值观和陈腐话术在特殊背景下的回光返照式爆发。这套价值观及话术十多年前就已声誉扫地，也被当下西方国家的抗疫现实撕掉了伪装。但方方及其支持者对此集体失语，充分说明他们对启蒙价值观的坚守只因为那是信仰，而不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他们来说，西方才是其精神故乡，方方是神圣的布道者。

　　方方日记引发的意见之争不是简单的意气之争，它越过对疫情本身的关注而成为一场公共领域的政治比赛，并最终表现为价值观的较量。这场公共辩论实际是“新旧之争”，背后是中西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想象的碰撞，是“价值观之争”。观念是行为、生活和制度的最终支配者。因此，政治比赛的胜负，或者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所有的胜利，最终都是价值观的胜利。对“方方”们来说，启蒙价值观因其为“信”，不会轻易退场，只会随着“中西之争”的终局被历史“软埋”。

　　当然，对方方日记的批评不能代替对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其他社会问题，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挨骂”和话语权虚弱问题的建设性反思。这个时代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和实干家，而不是狂逞口舌之快的“嘴力劳动者”。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为读者，看完方方的60篇日记，所得到的认识是：其属文不“真”，行事不“诚”，为人不“善”；从中得到的启示是：

　　① 关于修辞术的论述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