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张献忠本身并不很强，能够干掉明朝是因为明军主力被满清歼灭，但自相比较之下，李自成的实力仍然远强于张献忠。李自成、张献忠死后，为何闯军余部抗清力度远不如献军？本文将会给出答案。

　　自1618年努尔哈赤兴兵伐明，至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明清之间战火绵延不绝，持续近半个世纪，期间过程跌宕起伏，几方势力多次重组联合，令后世读史者眼花缭乱。

　　清军入关之后，原李自成（大顺）、张献忠（大西）起义军余部捐弃前嫌，联合残明势力，共赴大难，使爱新觉罗家族一统华夏的雄心几乎化为泡影。

　　然而，心细的历史爱好者不难发现，同样是联明抗清，大西军所取得的战果要远胜原本实力更为雄厚的大顺军，其中原因何在，值得仔细推敲。

　　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在今日的网络平台上收获拥趸无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粉丝们对明朝不吝赞美之词。但是，如果他们真能穿越回四百年前，恐怕只能看到一副人间地狱般的景象。

　　十七世纪上半叶，立国逾两百年的明帝国积弊日深：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水利年久失修，尤其天启、崇祯年间，由于全球性气候干冷导致灾荒频仍，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明政府不仅不思赈灾，反而变本加厉地征收赋税，以满足皇室奢靡的生活需求。

　　当时仅河南一地，明朝就分封了七个藩王，这些锦衣玉食的亲王个个占有万亩良田、在他们的封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民众却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到了“炊骨为薪、易子而食”的悲惨境地，正应了杜甫笔下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官逼民反，1627年，陕北澄县农民的抗粮斗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崇祯年间，农民军从早期的逐鹿群雄到逐渐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势力，他们在与明朝官军长达十几年的较量中，逐步成长为关内举足轻重的力量。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覆亡。鼎盛时期的大顺东临山海、西至嘉峪、北起长城、南达湖广，纵横万里，囊括了整个黄河流域。

　　相比李自成，实力稍逊一筹的张献忠率部由湖广入川，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天府之国尽为其所有。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农民军以特殊而独立的姿态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东虏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其志在我土地。”1609年，巡按辽东熊廷弼在一份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相比蒙古诸部，位于东北的建州女真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

　　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确颇有远见，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建立后金，两年后以“七大恨”为借口向明朝宣战。

　　1619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首次歼灭明军重兵集团，此役不啻打断明东北边防军的脊梁，一举赢得了战略主动权，明朝遭遇了自开国以来最为强大的敌人。

　　成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勇悍善战、以八旗制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攻守有度，在多次野战中屡挫明军。1633年，拥有大量先进火器的明军孔有德部的归顺，更使后金军如虎添翼。

　　此后，在明清（后金）二十年多年的战争中，明朝始终没有摆脱摆动挨打的尴尬境地。历经萨尔浒、宁锦、松锦战火锤炼的清军，成为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等多兵种的强大军队，是当时东亚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

　　1644年四月，当大顺军攻入京师的消息传入盛京，早已觊觎中原万里河山的满洲贵族闻讯而动。初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声炮起行。”大举入关，农民军即将与清军展开面对面、硬碰硬的终极较量。

　　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古今中外，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的兴衰安危往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地处中欧的波兰周边强敌环伺，在国力强盛时尚能保持独立，一旦国势衰落立刻遭遇瓜分灭国的悲剧。

　　相比偏处四川的大西政权，立国于华北的大顺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清方的军事压力。

　　1644年四月的山海关之战，由于李自成等高层领导人的轻敌以及吴三桂与满清结盟，大顺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放弃京师，经井陉（太行八陉之一）退入山西。

　　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便有“表里山河”之称。据有山西，便可作为陕西的屏障。

　　然而，李自成对此战略要地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不仅没有调兵入晋加强防务，反而亲率主力继续西撤，退入关中。

　　留守山西的大顺军不但兵力不足，且缺乏统一指挥。清军一到，驻守大同的姜瓖、保德的唐通等原明朝降将纷纷叛变，带动一大批官绅地主倒戈，山西局面急转直下，迅速易手，清军以微弱代价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

　　除了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为人宽厚有余，警惕不足，驭人乏术，对明朝降将无原则信任，结果在关键时刻形成土崩之势。

　　相比腐朽不堪的晚明军队，入关之初的清军锐气正盛，既有剽悍的满蒙八旗军，又有新归附的原明军精锐关宁军以及入关前便已投靠的“三顺王”部队，标志着满洲贵族与辽东武人集团上层的合流，再加上红衣大炮等威力巨大的新式火器，此时的清军战斗力爆棚，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

　　大顺军与清军在潼关相持十三天，未能占得任何便宜，为摆脱腹背受敌的窘境，被迫撤退，经蓝田进入豫西南，又沿邓州、承天、德安、富池口一线撤至襄阳，一路上不断遭到清军的阻击，损失很大。

　　在此关键时刻，李自成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为沿江东下攻取南京，不顾大将白旺的反对，轻易放弃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这是当时大顺唯一的后方基地，其中襄阳还是李自成最早建立政权的地方，一经放弃便使得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各级政权瞬间瓦解。

　　对于一支丧失稳固后方根据地的军队来说，其前途不言而喻。自放弃陕西以来，大顺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被动状态，1645年四月，大顺军二号人物刘宗敏在九江附近被清军俘杀；五月初四日，首领李自成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地区遭地主团练武装袭杀。

　　一号、二号人相继离世使大顺军原有的领导体制被彻底打乱，加之李自成生前未曾明确指定继承人，更使大顺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未能形成一个新的领导核心。

　　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刘体纯等原大顺将领皆拥兵自重，彼此地位相等，互不辖属，丧失领袖人物的大顺政权至此已蜕变为松散的军政同盟，不复昔日之威。

　　这些劫后余生的将领也纷纷为自己寻找出路，依附湖广总督何腾蛟等南明官僚，但却由于曾经是贼，或多或少受到排斥和歧视，最终在何腾蛟死后与南明官僚系统分道扬镳。

　　此后，各路大顺军余部几经辗转，会师于湖北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夔东地区，终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形成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抗清武装，却一直没有解决李自成去世后新的领导核心难产的问题。

　　永历朝廷为便于节制，也故意在封爵上一视同仁，分封一大批地位相当的公侯，更是加强了分立的倾向，导致夔东各路人马基本各自为政，对清军作战的效能大打折扣，无法对清方构成致命威胁，自始至终都未能打开局面，只能辗转局促于人烟稀少的鄂西北一隅之地。

　　清军入关之初，用兵的重点对象是大顺和南明弘光政权，大西军躲过了清军最初的兵锋，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猝然卷入与清方的战争。

　　与相对宽厚的李自成不同，张献忠热爱杀人，明末农民战争时期，大西军就曾多次屠戮明朝宗室亲王，在四川时，那更是杀杀杀杀杀杀杀，甚至制造了成都大慈寺事件，一次性屠杀生员五千余人，这种做法令当地人难以自发组织起力量迎接清军。

　　1645年十一月，清廷下旨招抚张献忠，遭到严词拒绝。1646年十一月，肃亲王豪格率军入川，对清军的到来，张献忠麻痹大意，犯了和李自成同样轻敌的错误。

　　二十七日，清军前锋经过一昼夜急行军，抵达位于西充县凤凰山下的大西军大营驻地。张献忠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冒失地率领少数随从出营观察，结果被清军中善射之士一箭射死。

　　主帅突然阵亡，猝不及防的大西军遭到清军猛攻，损失数万人，余部在孙可望等率领下迅速南撤。

　　此时的大西军，面临着前有长江天险、后有追兵的绝境，而且在四川的恶行让他们连失败都不敢，于是他们孤注一掷，奋力击破驻守重庆的南明军曾英部，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1647年正月，大西军占领贵阳，孙可望等诛杀了坚持推行旧日杀戮政策的张献忠遗孀及亲信宰相汪兆龄，正式确立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核心的四将军领导体制，四人中又以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及威信较高，年纪稍长，自然成为最重要的领导人。（大司马按：大西军屠城的爱好自此有所收敛并未完全结束，入云南时依旧屠城甚多。）

　　大西政权新的领导集体由此产生，并在随后的抗清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与李自成死后大顺军群龙无首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