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刚刚解放的上海为纪念音乐家聂耳逝世14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聂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正式公开。聂耳的战友于伶也在纪念大会上说出了一个愿望：一定要为聂耳写部戏，让聂耳的形象和歌声再现在银幕上。

　　十年之后，1959年，于伶和聂耳生前的好友们创作的影片《聂耳》公映，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彩色电影之一。刚满十岁的新中国用这样的形式，纪念国歌的曲作者，也记录一位热血的爱国青年如何成长为人民音乐家。

　　这位生命定格在23岁的革命者，生前有过什么牵挂？时至今日，在这位音乐家的故乡，人们还在用怎样的方式纪念他，记住他？

　　195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聂耳》公映。影片用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作片头曲。

　　“人民音乐家”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家中排行老四。1930年，18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因为在校期间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列为抓捕对象。

　　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外孙青山：外公那时候说，有个省秘书长的孩子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天夜里跑到家里面说，“出大事了，你弟上了黑名单了，我看到‘聂守信’，在我爸办公桌上的批捕名单里就有你弟的名字。而且我还特意问我爸说‘是真抓吗？’说这次必须真抓，这黑名单上的人全抓。”

　　聂耳回到老家云南玉溪躲了一阵，又顶替三哥聂叙伦的工作机会，从昆明经滇越铁路到越南，再坐船走海路抵达上海，到从事云南和上海间贸易的“云丰申庄”做工。18岁的聂耳出门远行，心中难免有牵挂。

　　青山：那时候聂耳有一个女朋友，初恋，叫袁春晖，大家闺秀，云南大学前身东陆大学文科班的。聂耳逃难以后她有时候还来家里。妈妈写了封信催婚，问他什么时候能回云南，（能不能）先把婚姻大事办了。

　　聂耳在回信中拒绝了回家完婚。90年后，他的侄外孙青山面对和聂耳当年同龄的年轻人，念出信中的句子。

　　青山：聂耳给妈妈的信里说，“妈妈，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要在这个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

　　这是2021年6月6日。聂耳的母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经更迭，成为现在的昆明学院。一尊聂耳的雕像，在这里揭幕。

　　1959年的电影中，有聂耳在昆明和同学们一起庆祝北伐军胜利的场景，他弹着家乡的民族乐器月琴；到了上海，他又用拉车攒的钱换了一把二手的小提琴；他还善于唱歌，和剧团的同仁一起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他带头唱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歌《马赛曲》。

　　青山从外公那里听说，唱马赛曲和想要写“中国的《马赛曲》”，是聂耳在学生时代就埋下的种子。

　　青山：真的讲过这话。因为他们闹学潮的时候只会唱两首曲子，一个《国际歌》，一个《马赛曲》。聂耳觉得《马赛曲》特别激昂，特有劲，围攻警察局的时候，一唱这歌大家就血脉偾张，他说“应该有一首中国的《马赛曲》”。他真的和外公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问过外公。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绝对不是偶然。其实就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坚定了他的信念。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随着影片和唱片传遍大江南北。

　　而在《风云儿女》上映之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遇难。

　　多年后，互联网上还有人发问：一个写抗日歌曲的爱国青年，为什么去了“敌国”？

　　二十多年后，郑君里担任电影《聂耳》的导演和编剧之一，赵丹主动要求饰演了聂耳。

　　电影里没有讲述聂耳到达日本之后的事：在日本停留期间，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寄回上海，成为他的绝笔。

　　聂耳遇难的那片海边，藤泽市民发起建立了聂耳纪念广场。每年7月17日，当地的乐队会在这里演奏聂耳的作品，包括《义勇军进行曲》。1981年，藤泽市和昆明市结为友好城市。青山和母亲聂丽华寻访聂耳生前的足迹，也到过藤泽。

　　青山：当时我也问过藤泽市的市长。就问他“《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日的歌曲，你们怎么还纪念聂耳？”他说，因为聂耳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日本人没有一首这么伟大的歌曲？

　　2017年7月17日，藤泽市的乐队在聂耳纪念广场演奏《宛如河流》和《义勇军进行曲》（《人民中国》王众一摄）

　　这首伟大的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奏响。

　　青山：这是真的，在北平是这样，他没想到北平那么冷。因为他那时候去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要交很贵的学费，他就把衣服给当了。

　　当掉衣服的聂耳，在北平度过了1932年寒冷的秋天。史料记载，那几个月里，他结识了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参加了北平左翼剧联的排练和演出，还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59年的电影《聂耳》中，他还参加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演出。

　　87年后，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演出，千人交响乐团奏响的乐章《红旗颂》，旋律中也蕴含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元素。他们中的50位乐手，来自聂耳家乡，以他名字命名的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黄屹，也是当晚的四名指挥之一。

　　除了出国访学之外，黄屹原本的工作和生活重心在北京。2016年，他接受邀请，加入昆明聂耳交响乐团。

　　黄屹：感谢我们前辈的音乐家，因为这些音乐家使得我们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前行，也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土壤下成长。我们每一位在中国接受了系统音乐学习的曾经的学子，都有为这片土壤作贡献的热情和抱负，能够让全国各个角落，音乐事业都能够开花结果。

　　聂耳当年也有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和抱负。1959年的电影《聂耳》中，他曾经在音乐学院面试时有这样的遭遇。

　　考官：哼，大众？大众懂得音乐么？大众懂得贝多芬么？你这套谬论恐怕是从哪一本普罗艺术论上抄来的吧？

　　如今，黄屹不需要再面对这样的刁难。他带领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举办音乐季，五年来已经有近百场音乐会。

　　黄屹：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把这些没有听过交响乐的人吸引到音乐厅来听交响乐。我们不光要服务那些听得懂的人，我们更多是要将听不懂的人变成能够听得懂的人。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是唯一一支以音乐家的名字命名的交响乐团，这给予了我们非常独特的一个标签。我们也给乐团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那就是打造一支绝对职业化的、以民族民间交响事业发展为己任的交响乐团。

　　2019年，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请作曲家邹野把聂耳的作品改编成大型交响合唱《启鸣之声》。从《饥寒交迫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一直唱到《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在家乡创作的《翠湖春晓》，还有来自云南民间传说的《阿诗玛》，也都成为乐团传承和创新的作品。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副团长柴沁园：越是演奏他的作品，越觉得聂耳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们，越是更能体会到他作品里面的民族气势。像进校园演出、社区演出、公益演出，我们的节目里都有他的作品。

　　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每个月还有两天在聂耳故居演出。故居所在的甬道街，现在作为昆明老街的一部分，是热闹的景点和休闲场所。六月初的周末下午，街边有书画交流和摄影展，小广场上是文艺展演，再往前的抗战胜利堂正在拍摄庆祝建党百年的节目，列队的人群在歌声里一起扬起手，无人机从空中飞过。

　　——这是18岁的革命者聂耳离开后就没能再回来的故乡。时隔90年，故居的展柜里有他拉过的小提琴的复制品。初恋女友袁春晖在一张和同学合影的黑白照片上。

　　青山：云南有一种花叫缅桂花，我小时候就几分钱，小女孩都愿意买一朵，白线给缠着，很香，那时候没有香水。聂耳去世的时候，在他的小提琴琴盒里和日记本里面全是缅桂花，干瘪的，夹着的。他和袁春晖见过多少次面，就有多少朵缅桂花，女孩会送给他。他就保留到他去世。

　　缅桂花在上海又叫白兰花。青山把这段故事拍进了他导演的电影《为国而歌》，献给先辈聂耳。那个年代，离家后不再回来的革命青年成千上万，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聂耳这个名字和音乐一起，流传下来。

　　青山：有一年，那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和外公去西山扫墓，我9岁，印象特别深。拿了一个砖头的录音机，我外公就在聂耳墓上放着磁带，啪地按下键，就出了一首小提琴曲，《梦幻曲》。我就问我的外公，为什么每次来您要放这个？他说这首音乐就是我和聂耳诀别的音乐。聂耳当时没满19岁，在家里吃完米线，大家欢聚完以后走的那一晚，拉的就是这首曲子。他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们所有人包括那时候聂耳的大姐还在，大家都在流泪，只有聂耳在笑。但是我的外公说，“我看到他流泪了，但他表面还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