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午7月3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5年。陈希同是我国第一个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一篇仅一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犹如惊雷一般，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虽然，陈希同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件新闻了，而且，有关的传说也非常多，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发表以下这篇文章，因为它对陈希同案件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披露。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一篇仅一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犹如惊雷一般，强烈地撼动了国内外人们的心灵：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陈希同，一九三零年六月生于四川省安岳县。一九四八年十八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十月，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解放之初，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等。

　　此后不久，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左右，陈希同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开始进入权力机构。他头脑灵活，能说会写，在建国初期中国到处都需要干部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才还是很难得的。

　　一九五三年，他即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三岁。

　　为了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当时机关干部大多人被派往基层挂职。陈希同也被派往北京第一机床厂七车间任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在那里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

　　一九六三年，他改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又升任县委副书记。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一九六七年，陈希同因曾任刘仁秘书，被视为“旧市委”的人，下放劳动。但总的来说“文革”期间他所受的冲击还不算太大。

　　一九七一年陈希同四十一岁时，即东山再起，历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北京市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可见他在“文革”后期，已基本又重归仕途，青云直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任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此前一年，即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召开，国内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方针。这一年八月，又展开了“真理标准讨论”，原“文革”时期被打被压的北京市干部纷纷官得复原职，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跃而坐上副市长宝座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担任中共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书记，次年，又当选为“十二大”中央委员会委员，这表明陈希同已进入中央一级干部的行列之中。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一九八三年四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市长。十一月，率北京市友好代表团赴秘鲁和美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一九八五年，任第十一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五月二十日，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

　　一九八六年八月，率北京市友好代表团抵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十月，与企业界座谈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企业活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七月，率北京市友好代表团赴法国、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访问。十一月当选为“十三大”中央委员。

　　一九八八年一月连任北京市市长，四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十月，率北京市友好代表团赴土耳其、民主德国访问。十一月，率北京市友好代表团赴波兰、罗马尼亚访问。

　　一九九零年五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亚运会准备工作。七月三日，陪同邓小平同志赴北京京广中心视察。九月，出度亚运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一九九一年四月，任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九月率团出访日本。十月陪同金日成参观亚运村。

　　一九九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陈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陈希同当市长，当市委书记当了多年，养成一副“谁的话也不听”的脾气。局面很快就形成了“下面的意见难听取，上面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以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发出“北京市又是谁管的”质问。

　　这事说来话长，那还是一九八七年的一天，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讨论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忽然说起：你们看到了没有？中南海丁字街头有一家延吉面馆，店面太小，客人就拿着碗蹲在人行道上吃，像什么话？赵紫阳讲这话，是冲着当时的商业部刘毅说的。刘毅非常尴尬，忙表白说：“那些小面馆不归我管，归北京市管。”赵紫阳听了，微微一笑，谁也没看，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那么，北京市又是谁管的？”

　　对上如此，对下更不用说了，也许，许多消息灵通的人士还记得这样一件事，通过这件事，陈希同的“风格”即可见一斑：

　　一是买北京户口的事。北京市曾经规定：自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起，凡向首都迁入户口的，迁入市区的人要交十万元人民币，迁入郊区的人要交三万元人民币。报纸上说，这叫“扩容费”。这种用钱买户口的法子，在中国的其它省市曾有地方搞过，但是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已被取消。不知北京市又为何实施起来？

　　这么一件大事，既未征求“人大”、“政协”的意见，更没听取普通市民的想法，完全是就这么一公布，然后就必须实行起来。说来可笑，这一消息，先是在北京一家小报上透露出来的，一些单位还曾为此辟谣。不料，没过几天，这个消息便真的成了官方意见。

　　这个方案一出，引起全中国的舆论大哗。试想，这不是等于谁有钱就能买北京户口吗？一般而言，知识份子及知识份子所在的单位，大多是比较穷的；而“大款”们，不论本人素质如何，只要能够拿出十万元人民币来，便可堂堂正正地成为北京居民，长此以往，北京人的素质能不下降吗？

　　当然，北京市官方的本意，也是要控制北京市人口过快膨胀，可拿出这么一个金钱万能的主意，不能不说是欠考虑。因为这只会阻止那些理应进入北京的人。再说，北京能买户口，别的城市就不能卖？这一规定，不久便不了了之，无疾自终。

　　再一件事，就是在陈希同下台前不久，他还公然对抗中央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下达的“任何单位不得在香港购买公司”的文件，派人到香港以二点八亿人民币价钱买下香港毛纺有限公司，成立了北京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并委派为他干过秘书的高启明（在逃）为总经理。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了侵吞公款的一个转移站，安插私人的一个黑窝点。

　　秘书，其工作职责是协助领导联系内外事务、管理文件和处理日常工作，官职不高但权力不小。故而有关部门早有种种严格规定：如秘书的人选要经过严格挑选，秘书不得借领导人名义行事，领导人不得擅自安排自己的秘书以官职，各领导人和秘书之间不得私下相通、互递情报等等。考虑不可谓不周，规定不可谓不严，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

　　大秘书王小贝，一跃而成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局级）并兼行市委副秘书长，掌握人事大权，现已被捕。

　　另一秘书陈健，原为市委一个普通机要通讯员，粗通文墨、学历不高，但却深受陈希同的重用，现已被捕。

　　高启明是八十年代陈当市长时，当过陈的秘书，旋即提为县委书记、市农副书记，后任中资香港某公司总经理，受王宝森等人指令屡屡往来于京、港之间，内幕难知。现已逃往国外。

　　陈希同自视颇高，经常有些“高论”脱口而出，心平气和地讲有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也不应因人废言。

　　比如在谈到提拔年轻干部时，陈希同有句话，叫做“不要怕培养了‘掘墓人’。”这话主要是针对一些老干部在经历过“文革”之后，心有余悸，老是想当年整自己最狠的恰恰是自己一手提拔之人的心态说的。

　　他讲：“在这个问题上，个别领导甚至怕提拔了年轻干部‘顶了自己’，反而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对年轻干部，不要总让他们挑轻担子、背空筐子，要敢于放手使用。不要总是以老干部的长处比年青干部的短处。其实年轻干部的精力旺盛、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敏感等，这些长处都是老干部所不及的。”

　　陈希同讲北京市绿化的一些话，也看得出来是还动了脑子，有些道理。陈希同到国外跑过不少地方，看到人家的城市特别是首都绿化得都挺好，回过头来看北京的绿化就显得太差了。所以陈希同对北京的绿化倒是十分重视，发表过不少应该说今日看来也仍有一定道理的见解。

　　据陈希同在台上时有关报刊报道：一次，陈希同和记者同车途经北京的和平里地区，园林工人正给路畔的的草坪浇水，陈希同说：“园林工人很辛苦，你们记者要宣传栽花、浇草坪工人的平凡劳动！要引导群众爱惜花草、树木，尊重园林工人的劳动。”当他发现花坛里有的花枝被折断，气得用手拍打着扶手：“要制定《绿化法》，依法维护绿化。对这种折花破坏绿化的行为，新闻单位要批评。”

　　在首都绿化检查会上，陈希同提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绿化规划和目标，就要坚决抓落实，要同一切蚕食绿地的现象做斗争。一定要把发展绿地同保护、维护绿地结合起来，不能狗熊棒子，只重发展不重维护。”

　　陈希同把北京市几十座大大小小的立交桥看成是他本人的“政绩”，挺重视立交桥的绿化。

　　据报载，一九九三年春天，陈希同等人到北京四元桥工地检查工作。在桥下的机场路南侧陈希同发现被保护的五棵松树，立即跑了过去。造桥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刘勇解释说，因为五棵松树在工地里面，为防止挖土和运送材料的汽车磕碰这些松树，一开工就采取措施保护起来：四周搭上保护的架木，还盖个小屋，派人既指挥交通、又守卫这几棵树。

　　陈希同走近细看，看见五棵松树皮和枝叶都没有丝毫损坏，树根四周还打了土埝，浇的水还湿漉漉，挺高兴地说：“好！好！好！保护树木是造福后代的千秋大业！”

　　陈希同登上立交桥制高点，指点着说：这座中国最大的立交桥，不光预留的四大块空地要精心绿化，桥壁上也要披绿装，四周再栽一圈白杨树，象征奋发向上，把“桥王”绿化美化成“立体大花圈”。现在四元桥绿化面积达到十三点八公顷，充分发挥了预留四块空地的优势，以“四龙”、“四凤”为绿化主体，植树万株，铺芳草十二万平方米，让北京的这个“国门第一桥”真的成了立体大花园。

　　北京西北三环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刚出台，陈希同忽然想起公主坟环岛内外的近千株树木。他到实地调查后，又同专家们集思广益，为保护树木拍板改变了设计方案。

　　原方案的公主坟立交桥为三层互通，西三环路机动车走三层，复兴路的直行机动车通过二层，最下层的南北向路空行环岛，不仅伐树、移树、规模大得惊人，而且环岛上的街心花园要分割成四块。最后，把立交桥的方案改为二层，东西向的复兴路和南北向的三环路的直行机动车分别走桥的上、下层，最下层则能基本保持原路道路。

　　根据新方案，只需伐、移树木四百四十六株，其中二百九十八株采取迁移措施。陈希同早就知道环岛内有四棵树龄三百多年的古松，经再三落实，其中两棵非要迁移不可，便亲自嘱咐园林局的领导：“一定要派行家去移树，务必保活！”这两棵古柏精心迁移后，果然安全无恙，仍枝叶繁茂。

　　沿湖东侧的蜿蜒路南行，陈希同说过，龙潭公园就要突出龙，“要栽种龙爪柳、龙爪松，那些黄杨绿墙也修剪成长龙。”他说：“龙潭就是要有数不清的龙。”

　　后来，龙潭公园建了攀龙亭，腾龙阁上加了双龙飞舞，还建了汇古今“龙”安的石林，使龙潭公园成了龙的园林。

　　陈希同还讲：紫竹院公园到处竹影摇曳，成为华夏名竹荟萃的“竹”的世界。天坛公园在保护古老松柏上下功夫，应成为进行“森林浴”的古老松陈列馆。陶然亭公园突出“亭”，应把神州名亭集于一园。

　　陈希同讲，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几处乃至几十处片林，这些片林可以起到一个城市的人工肺的作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人工肺”，就会呼吸不畅、空气混浊。

　　次日，陈希同、李其炎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江泽民批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

　　四月中旬，江泽民、胡锦涛找陈希同谈话，提出将其调职的意见，不料陈希同却以退为进，坚持辞职，他列举出三条理由：

　　中央听了这三条理由，仍不同意陈辞职，但宣布陈希同工作变动之前，北京市的工作要向胡锦涛同志汇报。

　　陈希同似乎觉得自己是“陈政局”（陈是政治局委员，手下人称之为“陈政局”），中央不会动他，他一方面向有关人士讲，北京的工作中央是肯定的，王宝森之类的个别人出了事，不等于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自惭形秽，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要相信北京市委等等；一方面他以退为进，于四月二十五日再次提出辞职要求。

　　李其炎的秘书李敏和陈希同的秘书陈健等涉嫌受贿，其中，为了保持一九九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安定，陈健是在外地逮捕的。

　　李敏交待，有一次在轿车里，首钢总经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一边说笑着一边拿出六十万港币，分给李敏、陈健及市政府顾问、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小何三人，每人二十万。

　　陈健交待，市农贸处一个处级干部吴晓凡辞职下海后，和某外国女老板合伙办了个公司，托他帮忙，陈把吴引见给王宝森。王宝森一次即批给吴美元一千万，为此，吴报答陈健数万美元，又投其所好，向王宝森献上妓女数人........

　　这些事情发生后，中纪委曾找王宝森谈过话，王坐立不安，惊恐万分。四月五日下午，王令司机驱车到达北京远郊怀柔县，一直开到一处果园才停车，然后王对司机说：“你是怀柔人，抽空回家看看吧，我在这下车随便走走看看。”

　　王说：“县里会派车送的，你不必接我。你回家后直接回市里，有人问起，你不要说我在这里。”

　　四月六日上午九时，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王宝森未到，问其秘书，说是昨天坐车出去了。

　　又问司机，司机因王讲过“不要说我在这里”的话，开始还吞吞吐吐，后来才说出是去了怀柔。

　　市委立即打电话询问怀柔，县里说是没见到王副市长。市委预感到情况异常，便令司机带路，一直开到昨天王下车之处，结果在怀柔县玻璃庙附近一处果园里，发现了王的尸体，是开枪自杀的，所用的枪，是王早在二月份以现在北京市治安状况欠佳、用以自卫为名，向市委公安局要来的。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同意陈辞职，同时根据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人的提议，由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健行接替陈的工作。

　　四月二十七晚，胡锦涛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委作了宣布，陈希同没有料到，最后竟是这么个结局。

　　“陈希同引咎辞职，是震惊全国的新闻！是清官？是贪官？是昏官？该清算了。”

　　“五十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起杀一儆百的作用，管了二、三十年，如今也该毙他几个。”

　　王宝森自杀的过程，外界新闻纷纷，据可靠消息，真相大致如下(有关此消息，《美洲文汇周刊》曾在上期做过详细报道)：

　　了解内情的同志讲，原先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就是陈希同。他自身腐败，当然不会下力气真抓。尉健行来北京市委工作后，使北京反腐败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纪委变压力为动力，发誓在查案上打翻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