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她曾是一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优秀学生、是从“200人实习，2人转正”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萌新，是忙忙碌碌、加班到凌晨1点的优秀员工，是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的优秀妻子、母亲、女儿……

　　2021年，30岁的她从工作了7年多的互联网大厂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背着相机，穿梭在各个家庭捕捉生活瞬间的家庭摄影师。

　　最后一天去公司上班，年年开着车，行驶在那条她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路，内心满是即将开启第二人生的兴奋和喜悦。

　　一种想要逃离的感受，差不多从年年生下二胎女儿开始，她变得格外恋家，想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更早一点，在互联网行业发展持续下行时、在职场内部斗争日益剧烈时，也可能还要早一些，从她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学生”的时候。

　　年年出生、成长在一个人才扎堆的大家庭里。家中长辈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兄弟姐妹也是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别人家的孩子”。

　　受此影响，年年的自强意识觉醒得很早，自小她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向上，“不然就会感觉配不上这个家族”。如此许多年，她都在竭尽全力地探寻，在人生这场大考里，她到底应该怎样涂写答题卡，才能获得一个体面、不让所有人失望的分数。

　　高中时，年年很喜欢语文和英语，各科分数比较下来，文科成绩也比较出色，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学习理科，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机会和选择。

　　年年的老家在河南，全国公认的“高考大省”。与考生人数成正比的，是考题难度和超高录取分数线，重重难关下，年年初次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此后一年，她选择复读，再次参加高考时，又涂错了答题卡，成绩依旧不理想，但也成功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

　　连续两次的高考失利，像一块不大不小的阴影笼罩在年年的头顶，“其实我的成绩还可以，但是家里人都太牛了。我有个堂弟，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清华读的，这么一比较，我的学历已经是不能拿到饭桌上说的东西了”。

　　本科毕业后，年年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资格，由于种种因素，她攻读了一门极其冷门的专业，以至于毕业很难在内地找到一份完全对口的工作。

　　2013年前后，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还没有结课的年年看准时机，果断向百度投递了简历，并成功通过面试，获得了一个实习的资格。大厂的竞争很残酷，200多名实习生拼尽全力只为争取2个转正名额，放在眼下流行“反内卷”的时代，这是一件很多人眼中“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可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得知可以转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太牛了！”即使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再提起那段夜以继日奋斗的岁月，年年的语气仍会激动得上扬。机会来之不易，获得机会的人也战战兢兢。

　　“那段时间特别急，好像不加倍努力，就会对不起这份工作”。初入职场的那两年，加班是一种常态，凌晨一两点钟回家也是常态。

　　那时候她住在北三环的安贞西里，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将近2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租房成本，很多同事会选择住在天通苑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但年年始终不愿搬家。“我每天上班、加班已经很累了，如果租房子也是为了方便工作，那也太惨了”。

　　入职2年后，年年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工作地也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夫妻二人在沪定居，之后又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那是一段什么都“正好”的岁月。在人生步入30岁时，年年将自己活成了一个“按部就班的标准答案”，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那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继续按部就班，未来几乎是可预料的。那如果放弃呢？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年年摇摆了很久。过程中，舆论有关“35岁就业门槛”、“行业寒冬”、“女性职场困境”等话题接连涌现，每一个都是她正在面对，或者即将面对的窘境。现实以一种非常隐晦，又极其残酷的方式告知她：你已经错过了“试错”的最佳时机，往后只能四平八稳。

　　可年年不甘心。“我也奋斗过了，得到的结果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努力。”但这种成功仅限于事业，“我其实很想去找一找真正的生活和自己”。

　　每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其实内心都是有答案的，大家只是在等待一个做出决定的契机，而对于年年来说，离职的导火索就是公司搬迁了，新办公地址距离家通勤要一个小时。

　　父亲虽没有将摄影发展成事业，即使只作为兴趣爱好，其丰富的拍摄经验和堪比专业的能力，也被很多人称为“老行家”。前段时间，退休的妈妈也拿起了相机，尤其喜欢拍摄鸟类和花草。

　　年年是在镜头下长大的。记忆中，家里的重要时刻都会有相机记录。在那些影像中，一些变化是很明显的。

　　比如，越来越清晰的画质、拍摄者日益熟练和专业的手法、不断更新迭代的家具摆设，以及很多从前在，但如今已经不在的人。

　　在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年年和姥爷拍摄了一张合影。当时老人家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遗忘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惦记着外孙女要去外地念书，要多准备一些钱赶路。

　　开学前，年年拿着录取通知书看望姥爷，老人从兜里掏出红包，满脸笑容地递给外孙女，快门按下，相机记录下这个时刻。之后每次老人问起有没有给年年准备开学红包，家人们都会把这张相片拿给他看，直到一年后，老人离世，这张合影仍摆在他的床头。

　　现在回去翻看年年的童年相片，有很多这样被不经意间留下的重要时刻。在那些被她笑称为“时代眼泪”的图像里：

　　在家乡的老房子里，她曾养过一只名叫哈利的狗，和一只被叫做娜娜的猫，而如今这间旧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娜娜和哈利也已离开很久……

　　成长中，瞬间闪烁的画面，都被压缩、打包装进了“童年”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概念里。这些细节多数时候是不重要的，可一旦被需要，那就是蜜糖、是良药，是可以治愈一生的，爱与被爱的证明。

　　年年生命中拥有的第一台照相机，是父亲换下的旧机器。那时候数码照相机开始大范围流行，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品牌和机型也很多。父亲热衷钻研，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新设备，替换下的旧相机就都成了年年的“玩具”。

　　2001年之前，年年是站在镜头里面的人；2001年之后，12岁的她也成为了拿相机的人，而她拍摄的第一个模特，就是自己的妹妹。

　　年年的妹妹比她小11岁，她的镜头见证了妹妹从婴儿变为少女的整个过程，第一次走路、第一次独自外出买葱、第一次偷用妈妈的化妆品打扮自己、第一次上学……以及很多在年年看来“最重要的小事”。

　　“我能拿起相机，完全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生妹妹。”在年年看来，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都是伟大且神奇的。“你会看着她慢慢长大，每一天都好像在解锁一个成长的关卡”。

　　2021年，年年开始尝试接客片，逐步将爱好发展为事业。第一年，她带着相机走进了92个家庭，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她几乎每天都要背着相机、拿着各类打光器材开车穿梭在上海的各个街道。

　　走进的家庭越多，年年越能意识到这份工作的独特性，“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幸福、快乐、悲伤、遗憾……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去客户家里拍照时，多数时候只有年年一个人到场，实在忙不过来时，她会带上助理或妹妹，也不会弄出很大的阵仗，“家”应该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环境。

　　正式拍摄前，她会先和客户进行简单地沟通，“相互熟悉一下，大家不会太紧张”。年年碰到过很恐惧镜头的人，他们多数是内向的，但又极为细腻，碰到这种情况，年年就会放任其去做点别的，“尽量让他忘记拍照这回事儿，呈现出来的状态反而更自然、更真实”。

　　相比于这些“社恐”人群，年年更担心的，是那种很渴望通过镜头表现“完美”的人。她认为，家庭摄影贵在“日常”和“真实”。宝宝流口水了，不擦掉也很可爱；家里摆设被弄乱了，也无需整理，那些其实都是在静态影像中，珍贵的动态故事。

　　极度渴求精致和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难放松下来的，哪怕是在家里。而父母的这种紧张感，多数时候也会影响孩子。家长以多年累积的处事风格和习惯要求子女，大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世界理应如此，却忽略了作为刚刚降临在人间的“人类幼崽”来说，“犯错”其实是他们探寻世界的方式。

　　在年年的作品中，孩子是绝对的主角。她拍摄过一张宝宝咬遥控器的相片，那其实是一帧意料之外的画面。

　　在当天的拍摄过程中，宝宝一直哭闹，家长有些着急，年年便建议先休息一下，让孩子看动画片平复情绪。于是她就看见小宝宝坐到电视机前，用还没长牙的小嘴咬着遥控器按键，打开了电视。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世界和方法论。你看，她用嘴一样可以打开电视机。”在年年的镜头里，孩子的行为是不会被打断的，因为成长是一场经历，而不是一种“理应如此”的说教课程。

　　“我觉得大人们都应该慢下来，去走进孩子的世界”。这种“走进”不单指理解、宽容孩子的行为和思想，更深一层的思考是，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年年刚入行时，经历过一段“疯狂接单”的经历。那个时候“家庭摄影师”还是一个新概念，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都处在一个初级探索的阶段。

　　最初，大家都在依照模板拍摄，“当下流行什么颜色、布景、主题、摆设就一股脑地都堆上去，然后再摆几个固定的造型”，收益和效率都很高。实际上，现在仍有很多影楼和工作室在使用类似的套路，年年不否定这种快餐式拍照的商业价值，但确实不符合她心目中，对于“家庭摄影师”的理解。

　　年年早期接到过很多宝宝周岁礼的约拍。一场仪式十几个流程走下来，大人们忙得鸡飞狗跳，孩子也跟着一通折腾。“可这个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孩子又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什么？大人们到底是真心想要纪念，还是只是为了追赶流行？这些都要打一个问号”。

　　到了今天，在年年的作品中已经很难看到“影楼风”了。她尝试在公园、在河边、在街道、在毛坯房等地方不断解锁新主题、新技能，“我们要记录的是故事和生活，而不是流行和形式”。

　　在为离异家庭拍摄照片时，她能察觉到，父母婚姻关系的结束并不代表“斩断”亲子关系，“他们还是会为了孩子相聚”，拍一张全家福、留下一些回忆，只要照片在，那“爱”就存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一些表面完满的家庭，但男人始终无法进入、适应“父亲”的角色，育儿参与度很低。“在这样的家庭里，妈妈的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没有人能替她分担。但现实里，据我观察，如果一个家庭里父亲的育儿参与度很高，那这个家的气氛就会特别好。”

　　还有一些家庭，家长都是独生子女，新生命一诞生就被双方老人，乃至全家族的人注视，“小朋友好像一出生就是全家的希望，带着责任和使命，我不敢评价这个事情的好与坏，我只是觉得被过度关注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年年能够充分理解，当下很多人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恐惧和焦虑。成为父母后，极少数人能够坚持做自己。

　　之前年年受邀去一个家庭为孩子拍摄满月照，与客户见面时才发现，妈妈只给孩子准备了服装和摆拍玩具，自己只穿了一件带有褶皱的白色短袖和牛仔裤。在征得妈妈同意后，年年走进了她的卧室，打开衣柜，发现里面有很多条款式、颜色都很好看的裙装。

　　“我就建议她挑一条（裙子）换上，然后再画个淡妆。”年年说，起初这位妈妈还有些羞涩，因为生育改变了她的身材和习惯，她已无暇装扮自己。“可那条裙子是她的。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她有很多时间去做妈妈，所以在拍照的那1、2个小时里，我希望她能做回自己。”

　　“很多妈妈会忘了爱自己。”因此年年曾提出过“美己计划”，鼓励每一位妈妈在装扮宝宝的同时，也要记得打扮自己。她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产后困境”，变胖、脱发、钙流失……“我们或许都因为做了妈妈，失去了一些原有的颜色。没关系，暂时找不回的，可以用新色填满它”。

　　“从技术层面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修图。但是我心里过不去，那完全不是我的拍摄风格，而且我也不喜欢。”

　　年年将这种“抗拒”行为，形容为“随心的任性”。进入30岁，在大部分人都追寻“稳定”和“求全”的年纪，她反而越来越看重“随心所欲”。

　　2年前从大厂离职后，年年和朋友们火速开启了一段旅程。她们去了很多地方，拿着相机从白天拍到黑天，然后再在凌晨出发去海边，等一场即将到来的日出，“原来天在完全黑下来之前，是有一段蓝调时间的，特别美，可我之前都错过了”。

　　最近一年，年年有意减少了一些拍摄工作，拿出更多的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她会在半夜登上山顶看英仙座流星雨、会在凌晨3点起床赶飞机去香港看五月天的演唱会、会时不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她会主动向幼儿园请假带孩子们进行“逃学计划”、会允许他们在床上吃韭菜盒子、会同意他们跳入满是污泥的水坑、会允许孩子们在打翻的身体乳上“滑冰”、把冰淇淋扣在脑门上…… “我觉得童年就应该不着边际的生活吧”，很多道理生活会慢慢教会他们的，不必急于求成。

　　讲到这里，年年再次提起了自己的家。“我父母就是那种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长辈”，年年想起小时候妈妈带着妹妹上街，碰到了妹妹的班主任。对方很得意地告诉妈妈，原本好动调皮的妹妹，在自己的教导下变得听话不少，不想妈妈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可不好，怎么把我们家古灵精怪的小女孩教成‘三好学生’了。”

　　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后，年年热衷尝试新鲜事物。接触的人和物变多了，她也愈发感受到自己的狭隘与局限。

　　“就像我去看流星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早早地等在那里。我和他们聊天，意识到自己在天文方面就是个白痴。我听着他们讲星座、银河、宇宙，忽然就觉得自己好渺小。”

　　“我去过香港很多次，多到我自己都数不出来。在那里念书的时候，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偶尔和朋友上街也只是逛逛；后来我又去旅行，也只是吃喝玩乐。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条路，也不知道原来在那些高高低低的台阶后面，其实有一大片海滩。”

　　她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量、可以在任意时间“上班、下班”、可以随时给自己放假，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