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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生育率走低态势严峻，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观念的变迁和育儿成本的高企是“生育荒”的根本原因。青年人生育目的从“我要生”转向“要我生”，生育意愿从“多子多福转向少生、晚育与无性别偏好”，而生育质量从“自然放养”转向“优生优育”。激烈的市场竞争，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导致养育成本攀升。为应对这一挑战，需倡扬尊重生育、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育的新型婚育文化，并加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丰富托育服务供给，加强科学育儿指导，让人们想生、敢生、能养、善育，从而促进人口长

　　目前，我国生育率走低态势严峻，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观念的变迁和育儿成本的高企是“生育荒”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生育目的从“我要生”转向“要我生”。小农时代，个体、家庭和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生育需求。生育是个体人生的第一要务——唯有生儿育女尤其是多生儿子，女性才能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同时，“家国同构”的政体格局，使得生育成为个体对家庭、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多子多福”“子孙满堂”“天伦之乐”的价值取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现实考量，构成生儿育女的主要目的。而现代社会打破了“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密集母职与职育平衡困境，提升了生育成本，减损了生儿育女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扩散，弱化了婚育的社会责任观，婚育被视为私事，弱化了生育的传统价值取向和现实考量，形成了内生性、自主性、普遍化的低生育意愿，生育动机也从“我要生”变为“要我生”。尽管传统的生育目的并未完全消失，但其影响已经较小。

　　生育意愿从“多子多福、早生密育、儿子偏好”转向“少生、晚育与无性别偏好”。生育意愿是指生几个孩子、怎样生孩子和生怎样的孩子。子女数量意愿从“多子多福”转向“少生优生”。在生产力低下、死亡率高的时代，“多生”事关家庭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故有“多子多福”之说；而当死亡率降至极低水平，“多生”意愿弱化；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导致养育成本攀升，驱动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让位于对质量的追求，形成“底线生育”思维，一些夫妻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生育时间意愿从“早生密育”转向“晚生稀育”。“早生密育”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生育模式。当前，晚婚晚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晚婚缩短生殖时长、降低生殖能力，成为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要因。子女性别意愿从“多生儿子”转向“无性别偏好”。在父权制度下，儿子偏好、男尊女卑是生育和家庭制度的关键。当前社会对子女性别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既有儿子或女儿单性别偏好，也有儿女双全偏好，还有无性别偏好。无论是儿子偏好还是女儿偏好，都可能提高生育率；而在生育数量诉求一定的情况下，无性别偏好亦会降低生育率。

　　生育质量从“自然放养”转向“优生优育”。在高生育率时代，孩子多以“自然放养”为主。改革开放后，配合限制性生育政策的推行，国家大力倡扬“少生优生”“优生优育”；如今，这些理念已内化为人们自觉的生育观，成为多数家庭的主动选择。“优生优育”必须增加投入；家庭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做出减少生育的选择，用较少的孩子数量换得较高的孩子质量，从数量为先转向质量优先，实现孩子质量—数量替代。新时代的家长更注重孩子的健康，通过合理备孕、孕前干预、孕期保健等手段，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诞生出体格、智力都健康的后代。在孩子出生后，家长致力于让子女过上最好的生活，保证他们健康成长。部分家长也关注孩子的思想品德，注重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既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也要把他们培养成才，由此进一步提升了育儿成本，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脱节与“低生育陷阱”出现的结果。

　　倡扬生育的意义与价值，让人“想生”。从青年积极参与低生育率的网络讨论可知，他们在生育问题上尚未躺平。为了让青年“想生”，需要倡扬积极的生育观：创作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影视文化精品，通过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加强对青年生育观的积极引导，对冲网络上流行的育儿焦虑对育龄人群的负面心理影响；正面宣传婚育行为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互补性和同向性，传播“鱼和熊掌”兼得案例以及婚育家庭不可替代的价值，缓释青年生育焦虑。弘扬生育的时代意义，引领青年认识生育的正外部性，培育新时代个体生育的新观念与责任意识，提振其生育意愿。

　　加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让人“敢生”。关注生育支持的全程性：突破“生”的环节，注重个体和家庭双重生命周期。婚嫁、备孕、怀孕、生产、养育、教育都是生命历程链条中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环节，需要一体考虑，提供全程的服务与支持。关注生育支持的全局性：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全面落实产假、陪产假，出台夫妻共休且男性不可让渡的家庭照护假，切实保障孩子有人呵护，降低育儿时间成本。落实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的政策要求，尽快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流动人口纳入生育保险制度中，实施产检、分娩费用全额报销，大尺度减免育儿税收，在住房和购车方面向有（多）孩家庭倾斜，降低育儿经济成本。推动“政府主导、市场扩面、社会补充、家庭为基、社区依托”的“五位一体”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打通育儿服务进入家庭的“最后一公里”，降低育儿时间成本。加强生育支持环境建设，全面监管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维护生育群体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法定权益；加强育儿物理环境建设，在公共空间设立家庭“育儿室”；营造“夫妻共担”的社会环境，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

　　丰富托育服务供给，让人“能养”。立足社区，提供多样化的幼育服务：发挥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构建并完善社区托幼机制；发展公私合营及私立托幼机构，改善服务质量，提供多样化和充裕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为家庭尤其是隔代照料家庭提供“菜单式”“喘息式”育儿服务，为隔代照料者提供健康体检与养老补贴等支持。立足企业，打造福利性托幼服务：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基于女性员工的年龄结构和生育情况，联合社区机构为企业员工提供托育服务。加强资源筹措、部门统筹、技能培训、服务管理等诸多方面齐头并进，落实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政策，完善婴幼儿照护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加强科学育儿指导，让人“善育”。坚持科学保教：以婴幼儿为中心，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个体差异、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因人照护、施教。注重善育评价：监测、记录、分析课程实施与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情况，开发第三方和自我评估工具，科学评估保教内容。强调家长能力提升：家长是善育的重要主体，既是善育的参与者又是合作者；加强自身修养，夫妻之间相亲相爱、共担责任，以温馨的家庭环境助力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养成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为家育儿，为国育人，实现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