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秉持各种政治理念的美国总统们发现自己的敌人五花八门——北非海盗、菲律宾暴乱者、海地游击队、越南共产党人、索马里军阀、塞尔维亚敢死队，以及塔利班和“基地”恐怖分子。不同于传统军队，这些对手极少公开与美军正面“硬碰硬”，因此无法被迅速打败。既然华盛顿躲不开叛乱，那么，上策就是更好地打击叛乱。从多年战争中，人们可以总结出10条“平叛法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军人、外交官和间谍在应对未来冲突时应当铭记在心。

　　第一条法则或许听起来很简单，却总是被忽视：为推翻旧政权后的局势发展预先制订计划。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小布什政府没有为军方所称的“第四阶段”、也就是迅速获胜之后的阶段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疏忽使这两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瓦解，叛乱活动滋生。而奥巴马一边批评前任对伊拉克战争的处理，一边却在利比亚重蹈覆辙。2011年，美国和北约帮助叛军推翻卡扎菲，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新生的利比亚政府确立对本国领土的控制。结果，利比亚至今被民兵组织闹得四分五裂。就在今年7月，也即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班加西遇害约两年后，由于的黎波里的战斗蔓延到机场，美国务院不得不撤出全部外交人员。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小布什和奥巴马。美国一贯在结束战争方面显得笨拙，往往着眼于狭隘的军事目标，而忽略“军队应服从政治”的铁律。由于这种疏忽，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获得自由的奴隶和他们的白人声援者反遭迫害，美西战争结束后菲律宾爆发叛乱，一战结束后纳粹在德国、共产党在俄国崛起，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和越南烽火连天，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战争蓄势待发。美国官员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所要做的就是除掉恶棍，战后和平将自然实现。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大量像美军为在1945年以后占领德国和日本所做的那种准备，但那种准备空前绝后。

　　同样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是，要质疑在冲突过程中做出的美好臆断。萨达姆被推翻后，布什政府选择了在伊拉克留下尽可能轻微的痕迹。他们推想，美军越快撤走，伊拉克举行越多的选举，伊拉克人就越有可能为他们自己的难题负起责任。这个策略貌似合理。却是错误的。至少到2005年，布什、他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驻伊联军司令凯西上将想必已经发现他们的策略行不通。然而布什直到2006年底才开始检讨，但为时已晚，失败迫在眉睫。

　　除了最高统帅犯错，美军的师、旅、营级指挥官也都有这个毛病，总是坚信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区域正取得进展。我从2003年起定期前往伊拉克考察，却从未听到有人提及形势在变糟。指挥官们千篇一律地描绘出一幅他们正在克服挑战的美妙图景。其最常用的台词是：“该地区以前的驻军确实弄得一团糟，但我们来后，已经让形势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做出与此不同的评估并不难：你只要拿起《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就会发现，伊拉克正滑向内战边缘。很多美军基层官兵也私下承认这一点。但处于指挥链较高位置的军官对坏消息嗤之以鼻，称这些数据未反映出伊拉克据说正在取得的隐秘进展。

　　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它使决策者看不到其倡议正走向失败。同样地，军队将领对他们所实施的战略产生了感情依恋。五角大楼的敢作敢为精神也起了一定作用。美军的最大美德（坚决服从命令、不给失败找借口、排除万难实现目标）也是它的最大弱点。其可能会使普通士兵不敢向上级说出令人不安的实情（哪怕有这种想法也不行）。

　　向伊拉克增兵成功，始于2007年初接任驻伊联军司令彼得雷乌斯承认战争有输掉之虞。在新增3万名军人之后，他制订了着重保护民众安全的全新战略。为准确掌握战场形势，彼得雷乌斯绕过指挥链，直接向普通士兵和文职专家、包括记者和研究人员了解一线情况。军方应当确立一种类似的事后评论（或称“红队研判”）规范，并定期从外部获取信息，以避免指挥链被一些唯命是从的家伙把持。

　　美国还应当在军事和文职领域培养更加优秀的战略思想家。美国的杰出人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的错误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在越南犯下的错误。10年战争暴露了那些看似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文职官员的内在缺陷，比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和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同时，也暴露了职业军官们的“软肋”，比如驻伊联军司令凯西、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及其继任者阿比扎伊德、驻伊美军高级指挥官桑切斯、驻阿联军指挥官麦基尔南；也暴露了一些军人出身的高级文职人员的缺陷，比如驻阿富汗大使艾肯伯里。

　　因这两场战争而威信得到提升的高官不多，彼得雷乌斯和负责2007至2008年增兵工作的美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是凤毛麟角的两个，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在美军中难得一见的品质：战略敏锐。就连因为出色管理了联合特战司令部而威名远扬的麦克里斯特尔上将也未能“保住晚节”，他在2010年因下属向《滚石》杂志记者发表不当议论而被迫辞职。

　　绝非偶然的是，彼得雷乌斯和克罗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背景。跟大多数将领不同，彼得雷乌斯没上过军事院校，他在普林斯顿获得了一个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克罗克也是在普林斯顿读的研究生，他还当过卡车司机、建筑工人、调酒师、的哥和服务员，曾经从阿姆斯特丹搭便车前往加尔各答。他对我说：“这趟旅行差点要了我的命，但让我对该地区有了外交官不可能有的了解。”显然，五角大楼不可能要求其所有未来领导人都花时间开出租、上常青藤名校或游遍欧亚大陆。但它应当鼓励新人让自己多一些经历而非走老路。它应当摒弃仅根据作战表现来提拔军官的作法，还应当考虑他们的战略智慧。

　　五角大楼应当铭记的另一条经验教训是，训练不能仅仅针对短期常规作战。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遇到麻烦，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方案根本不是为国家建设和平定叛乱而设计的。当伊拉克在2003年4月萨达姆下台后明显不会顺利自治时，该国的治理工作先是被交给重建和人道援助办公室，后又被交给临时权力机构——荒唐可笑的是，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应对它们所面临严峻挑战的充分准备。军队为打垮像萨达姆这样的政权历经多年训练，文职机构却最多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为治理一片外国土地这一远远更为艰难的任务做准备。

　　在阿富汗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虽然一个临时政府在塔利班下台后的短短几周内成立，但它的权威十分脆弱。卡尔扎伊总统实际上只是喀布尔市长而已，但布什政府和美国军队认为增强卡尔扎伊的权威不是他们的职责。其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充斥着腐败军阀和塔利班叛军的权力真空地带。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片面地着眼于追剿叛乱分子而非根除杜绝他们的存在理由，结果因众多无辜者入狱或丧生，反而导致叛乱分子赢得更多支持。

　　通过反复试验，美军学会了平定叛乱和建立能够行使职能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开展火力密集的作战行动。然而，它的确有丧失这一专长之虞，因为它正由于预算削减而裁减老兵并回归它真正的爱好：为永远不会真正来临的常规战争做准备。平叛必须始终是军事课程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应当编发一份指导手册并成立一所专门的行政管理学校。

　　文职方面的情形更糟。尽管口口声声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增派文职人员”，但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根本派不出充足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专业人士去协助军方，很多工作最终都由军人承担。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政府内部没有哪个部门认为国家建设归自己管。最沾边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但其职责模糊不清，自身资源捉襟见肘。美国国际开发署该进行整顿了，要让它不再着眼于开发本身，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帮助马里、巴基斯坦等诸多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进行建设上。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该机构应当聘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裁减下来的一些军人，这些人非常擅长国家建设。

　　为国家建设做准备还需要美军提高文化和语言技能。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的最大弱点是对当地一无所知。2003年8月笔者在巴格达西南某地区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我跟随几名海军陆战队员驾车行驶在路上，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在附近炸响。在海军陆战队员搜查元凶时，一个伊拉克人走过来想告诉我们什么事，但他不会讲英语，而我们也不会讲阿拉伯语。

　　军方通过雇用更多翻译和文化顾问可以部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与极端主义的斗争涉及范围很广，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是其中两个战场。如今，美国政府对伊朗、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叙利亚的文化和语言知之甚少，一如它曾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了解程度。美国根本没有多少军人、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更不用说非洲和南亚各地的方言。这不仅仅是掌握外语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讲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风俗习惯和精神状态。

　　军队的确有一批外事军官，他们具有地区性专业知识，但极少担负重要指挥任务。五角大楼应当在晋升和任务分配过程中对他们的专长给予更多重视，并让当中一些人在热点地区驻守几年甚至几十年，以便有机会获取知识和影响力。这其中有些志愿者应当是在外国出生的。五角大楼必须加快执行“紧缺人才征兵计划”（MAVNI），允许没有绿卡但具备必要技能的移民入伍。事实证明，该计划能够带来高素质的军人，包括2012年被评为“年度优秀军人”的尼泊尔移民萨拉尔·什雷斯塔中士。但MAVNI每年只有1500个名额（其中许多专招技术人员），数量实在太少。

　　在面对未来的平叛行动时，美军还应当明白，它不能过于依赖高技术火力和特种部队。阿富汗和伊拉克彰显了精准轰炸、无人机空袭和特战突击的弊端。在伊拉克，这些作战方式虽很重要，却无力扭转局面。直到美军在2007年采取“以人为本”战略后，局势才开始改善。在阿富汗也是如此，美军直到2010年才开始执行平叛战略。在那之前，突袭式特种作战并未产生持久的效果，新的叛乱分子迅速取代了被抓或被杀的叛乱分子。只有在美国和阿富汗军队大批进入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以后，他们才能维持长期被塔利班控制地区的安全。

　　就推动政权更迭而言，街角的步枪手（注：这里指地面部队）仍是无可替代的。无人机袭击和特种部队能消灭恐怖分子头目，但不能根除整个恐怖组织——那需要控制足够大的地盘来阻止像“基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失去头目后重建。

　　然而，美国政府又在裁减地面部队，并且变得过于依赖无人机袭击和特种部队。假如有史以来幅度最大的预算削减生效，现役陆军人数可能会在今后10年内从2011年的57万人减少到区区42万人。

　　过去10年间的事实证明，57万大军都不足以在两场有限的冲突中对付装备简陋的敌人，而未来的对手可能会使用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武器。假如缩减至42万人，美陆军将会打一场地面战都有困难，因为其任何时候都只能把不到三分之一的军人派上战场，其他大多数人要么在休整，要么在为上战场做准备。同时打两场战争曾是美军战略的金牌标准，但未来将根本不可能。那些认为美国绝不可能再打地面战的人应当记住，一战后很多人曾有同样的想法，而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后亦然。

　　看似没用、实则有重大关系的另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要让后勤推动战略。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留下了显着的后勤痕迹，建立了一系列戒备森严的“小美国”向军人供应从冰激凌到大屏幕电视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部队大院”的物资补给开销贵得惊人。2006年夏天两场军事行动开展时，美军中央司令部派出3000多辆卡车向各基地输送物资，另有2400辆卡车输送燃料，而这些车队都必须有武装部队或防务承包商沿途护卫。

　　高级指挥官未必认真思考过后勤成本，他们或多或少是在机械性地运作。而各基地指挥官也会觉得新增几个福利设施，可以让手下过得更舒坦。这种念头虽值得赞扬，但在这个过程中，指挥官们不仅制造了补给线的薄弱环节，还使军人远离当地民众，而后者对平叛行动取得成功而言不可或缺。今后，五角大楼应当抵制住修建大型豪华基地的诱惑，除非这样做能实现战争目标。

　　另一条独特但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是，美国政府应当对防务承包商盯紧点。由于冷战结束后大裁军，美军没有足够兵力既控制阿富汗又兼顾伊拉克。因此，五角大楼严重依赖承包商承担从基地洗衣到保护车队等种种工作。虽然大多数雇员并不配备武器，但有很少一部分人（2013年底在阿富汗所占比例为16%）是配备武器的，他们招致了无数对其不端行为的申诉。承包商常常开着黑色装甲SUV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城镇横冲直撞，将民用车辆挤到路边，有时甚至向离自己太近的车开枪。最臭名昭着的是“黑水”公司，2007年，其员工在巴格达的尼苏尔广场打死了17人。

　　虽然防务承包商通常能完成任务，有时还干得很出色，但对其职责的定义本身就是个难题。美国政府雇用他们把人或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却不管结果如何。不同于军人，承包商为了获利可谓无法无天。

　　这种放任做法的必然后果就是一系列不端行为损害了美国与当地人的关系。卡尔扎伊和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逐渐对承包商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扬言要将他们赶出去。

　　为此，美国国会在2004年修订了法律，从而可以让美国的法院起诉本国承包商。然而迄今为止，只有12个人按照这些法律条文受到指控，包括与尼苏尔广场枪击事件有关的6名“黑水”安保人员。

　　持续裁军意味着美军无法停止在未来冲突中依赖承包商，但其可对后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一个可供考虑的模式是美国指挥官对外国军队行使权力的方式。正如行动参与国的军队加入由美国领导的指挥框架，对待承包商也可以这样。今后，美国政府应当改变合同条款。为美国政府任何一个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工作以及在有美军的战场开展活动的安保公司，都应当接受一名美国高级军官的作战控制，这名军官有权解除与相关合同并起诉其员工的罪行。

　　第九条经验教训与军方所称的“共同操作性”有关。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它改善了美军与外国军队的合作关系，并使自身不同兵种之间相互配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种部队和正规军在彼此反感多年后也学会了并肩战斗。虽然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但到2007年，特种部队在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略中取得了核心位置，他们与正规军的交往变得和谐了许多。美军与盟军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尽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仍抱怨华盛顿总是不向他们透露最机密的情报。

　　今后，正规军与文官、外国军队和特种部队必须一起训练，此举应当会有助于改善他们在战场上的关系。

　　最终，华盛顿必须明白，平叛和国家建设需要时间。在任何一场冲突中，华盛顿都要做出长远承诺，正如在科索沃，美国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那里派有驻军。否则，它在一开始就不应当插手。

　　怀疑论者声称，三心二意的美国人不支持长期外派美军，因此开展大规模平叛行动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美国人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耐心，正因为如此，美军的驻扎时间才超出所有人最初的想象。公众或许对这些战争并不热心，但美国国内也并没有像在越战期间那样发生大规模抗议。

　　这些建议有的只需要采取相应政策，有的则需要对军队乃至美国政府的体制进行重大变革。这些都殊非易事。但若拒不听取这些经验教训，那么，美国的未来战争往好里说会以远远超出必要的代价获胜，往坏里说会彻底失败。

　　要是像美国这样既强大又脆弱的国家可以规定它所发动战争的类型就好了。可惜，现实总是不配合。既然华盛顿躲不开叛乱，那么上策就是更好地打击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