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兔年大年初二，书评君继续给书友们拜年啦！在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快快乐乐，还有遇见更多更好的书。

　　这两天你收到多少祝福消息呢？其实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我们的手机就会进入忙碌状态，伴随着微信或短信提示音来的，是无数条节日祝福。

　　这些祝福信息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是短信时代就流行的纯文字表述，也有的是在微信时期逐渐形成的结合着表情符号的内容，当然，也会有人发语音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单独祝福，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不少人会选择发条朋友圈，表达对所有朋友的祝福，并表示不会单独打扰，而当朋友看到这条朋友圈，点赞即拜年。

　　逢年过节送祝福并非是当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从中国古代的递帖到前些年的寄贺卡，再到现在的手机发祝福，祝福的媒介与形式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而我们也在习惯并迎合着这些形式，最终媒介与我们共同完成了节日祝福习俗的变迁。在这个手机繁忙的时间节点，我们不妨简单聊聊送祝福的形式与我们的表达欲。

　　在节日期间对亲朋好友表达祝福之意，从不是一种纯粹个人性的行为，它蕴含着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模式。注重人情伦理的中国人能够在节日期间的交往与祝福中加强亲族联系，调节人际关系，而节日中的礼仪习俗背后是以人情、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交际行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传送祝福，都是基于传统礼仪习俗而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春节无疑是最重要的，而在春节的各种习俗里，拜年又是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之一。《东京梦华录》中就曾记载汴京的新年习俗，“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朴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这也说明在当时士庶阶层就十分注重拜年的礼节。但按照传统的拜年习俗，从一家之主、宗族长辈再到五服内外亲朋好友均需拜年以示礼敬，逐一拜访很难实现，因此名帖拜贺也极其流行。

　　那些年，小时候的我们，可能也曾在每一次大的节日来临之前去超市或文具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贺卡里精心选喜欢的，写满祝福后送给身边的好朋友和同学。对那时候的我们而言，亲戚之间要跟着家人拜年，而朋友间的拜年方式就是那些或立体、或带音乐的贺卡了。

　　手机短信拜年则在之后逐渐流行，谁的手机里没收到过或古风或沙雕的祝福短信呢？而如今，手机的拜年短信往往是不同商家、机构发来的，普通人之间使用更多的是微信，风格各异的表情包显然能让表达更方便，也更丰富。

　　从古代到当代，每一种拜年祝福形式的变化都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顺应变化发展而来，正如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所言，“一种特定的习俗代表了一个社会对环境的适应，但并不代表所有可能的适应。不同的社会对同样的情况可能选择不同的适应方式”。

　　《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美]C·恩伯，M·恩伯 着，杜杉杉 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

　　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重组，科学技术与随之发展的现代生产力，对社会生活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人们对交际的需求与期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现在的许多人而言，保持礼貌性距离、尊重边界感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尽管不少人认为这源于原子化社会带来的个体对社交的抗拒，并认为这会让个体陷入更深的孤独，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让自己舒服自在无疑是件快乐且重要的事情，而新媒介的兴起恰好满足并迎合了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我们只需拿起手机发送祝福信息，甚至发个朋友圈就能表示对社交圈的人的祝福，而无需再担忧面对面拜年是否会尴尬。

　　当微信成为节日祝福仪式的一部分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在集体记忆与文化共享的传统基础上，借助新的媒介工具完成现实人际关系的媒介延伸。

　　当然，节日期间送祝福与中国的人情伦理有关。在社会交换体系中，人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阎云翔对中国文化中“人情”的内涵做过阐释，他指出，人情有四种不同然而相关的含义：第一，人情意味着人面对各种日常生活和情境时的感情，此时的人情是社会性的，人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反应；第二，人情是指一整套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从这一层面来说，人需要与关系网中的其他人保持联系，礼物、问候、访问和帮助都在这个维度；第三，人情是一种社会资源，可以用作一种社会交换的媒介；最后，人情可以看作关系的同义词，在这里，人情往来的多少可以指代关系网的规模。

　　《礼物的流动》，阎云翔 着，李放春 刘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常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也可以说，人情是指一种人际关系，也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而在私人关系中情感又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此，阎云翔认为，在人情伦理体系中，一大结构性维度就是情感联系，而人情也可以理解为感情基础上的私人关系。

　　尽管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较为含蓄，尤其对比西方文化，在情感传递上显得内敛而克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注重情感，相反，我们对情感的传递极为看重，也正是因为如此，逢年过节总要对亲朋好友有所表示，以维系与他们的情感联系。

　　也因此，微信发送节日祝福被不少人质疑，复制粘贴的文字与表情符号已经没有了情感蕴意，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互动也就此消失了。早在讨论情感短信时，就有学者强调：“情感短信造成了能指和所指的彻底断裂”“复制和仿造的话语又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于是情感被进一步空心化了。”（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到了微信时代，这种情感的空心化更为明显，我们甚至无需反复地复制粘贴，一个“一键群发”就能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给联系人列表的所有人发送节日祝福，到这时，这些微信内容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向关系网中的每一个人表达情感的范畴，而变成了用快捷的方式完成一个“拜年任务”。

　　情最为动人的地方莫过于“真”与“纯”，人际关系对人重要的一大原因就是它能给予我们情感养分，在你来我往地交流互动中，情感会不断流动，而这样的情感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但在群发式的微信中，情感发生、体验的场域消失了，传情达意已然不再，情感温度更是无从谈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游戏化、无意义的信息传送。

　　近两年，越来越多人表现出对这种模式化群发祝福的厌倦，有的人选择直接忽略群发微信，不作任何回复；有的人则在朋友圈发适宜的内容来统一拜年，并直接表明不会再单独打扰列表中的朋友；但也会有人依然固执地抵抗流行的风气，选择给每一个在意的人发一条独一无二的祝福，而这样的内容对接收方而言，无疑也是会带来极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的。

　　诚然，新兴媒介与越发便捷的技术让我们拥有了更为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拜年方式，我们再也不需要为无法向远方的朋友传达祝福而烦恼，也不必纠结如何控制拜年预算。但这也可能会让祝福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互动与情感不复存在。

　　对群发祝福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们依然希望节日祝福能建立在情感流动之上。当拜年内容变成一种机械性地复制粘贴时，祝福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从前青睐的便捷形式也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时候，我们反而会怀念从前登门拜访或寄送贺卡的方式，尤其是在加了时光滤镜后，会有种过去的形式才能真正带来节日氛围的错觉。

　　但是，从现实操作来说，微信或者说手机发祝福依然会是更多人的最优选择。经历了三年的新冠疫情，即便是在过年也要减少走动以防病毒感染成了某种社会共识，尽管不愿承认，但我们终究是无法回到从前肆无忌惮地走亲访友的生活。在无法实现现实联结时，我们只能依赖便于联系的媒介形式。

　　更重要的是，对如今的年轻人而言，一些传统的过年习俗反而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难得回家，又拥有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比起面对疏于联系的亲戚，他们会觉得安静舒适无人打扰的休息日更有吸引力。

　　尽管我们会抱怨现代技术让人与人的距离更远了，但生活中，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技术与媒介营造的日常生活仪式和景观，又或者说，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当下的交往、互动方式。

　　事实上，人们的生活始终处在变迁之中，作为传统习俗文化的一环，节日祝福形式的变化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终究是不可逆的。我们能做的无非是在适应变化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保留我们在意的部分。

　　更何况，无论是从前的贺卡还是如今的微信，抑或是以后更新的形式，终究不过是外壳，作为内核的情感是否能留存，决定权始终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选择用最为简便的“一键转发”功能，也可以选择给每一个在意的人用心写下独属于他或她的内容，甚至可以使用语音、视频等功能，声音与图像足以解决情感打折的问题。换言之，媒介与技术的发展只是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形式，而非将我们引向了单行道。

　　节日与仪式意味着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情感与审美体验，而我们念念不忘的正是那些仪式中真切的情感流动，也因此，我们能传递的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充满情意的祝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