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北，对于大连，1945年的冬天来得早、冷得很。11月1日，国民党的部队以全部美式装备，从山海关沿北宁路“平压式”向东北推进。由于美蒋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起外交攻势，控制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中共，退出铁路线和大城市。先期由海上和陆路转战东北的我军，开始执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战略。

　　大连，此时更是各方角力的中心。尽管苏联驻军与中共已经达成默契，然而美蒋并不甘心放弃。所谓的“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层层设立警察署，这些人成份复杂，汉奸、特务、旧军官、伪职员夹杂其中，公然要欢迎所谓的“中央军”接收。

　　下面宣读，苏军警备司令部高兹罗夫中将的委任状，任命赵东斌，为大连市警察总局局长，大连市警察总局即刻成立！

　　这一天是1945年11月7日，在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仪式上正襟危坐的赵东斌局长，实际上是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一个多月前，接到军区急电，匆匆北上、海陆兼程，10月底的一天，现身大连。

　　以“国民党/于学忠部/少将旅长”自称的赵局长，就任后要了现在人民广场3号旧址一幢三层楼做办公楼。他与正在秘密建构大连市委的韩光，一个是局长，一个是训练处处长，常常一同进出这里。表面上，警察总局隶属市政府，还要接受苏军监管；而实际上，这栋大楼接受的是中共大连市委和辽东军区的领导和指挥。

　　建警之初，尽管总局基本都是党员干部和脱下军装的指战员，但大多数区县级警察、消防、港务等机构却良莠不齐。为与旧警察署区别，11月25日，警察总局改名为公安总局，加快对地区各类武装的接管和收编。

　　地处市中心的大广场分局，一些旧警官自认为新公安与旧警察没区别，仍旧鱼肉百姓。赵杰摸清了当头的潘澄宇有血债，征得苏军同意，把他及同伙儿抓了起来，血债血还，平了民愤，树立了“新公安”的口碑。

　　大连公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最早成立的城市人民公安机关之一。由于形势需要，当时的大连公安总局是与大连市委在一处办公，对外称为公安总局训练处。时任市委书记的韩光同志，就是以公安总局训练处处长的身份开展工作。诞生于特殊解放区时期的大连公安总局，实际上是一支听党指挥、训练有素的“人民军队”，时刻准备为大连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驾护航！

　　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居住的日本侨民约有25万之众。1945年12月1日，大连市政府颁布《对日本侨民的施政纲领》，明确“在遵守政府法令原则下，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同时要求“一律不得保存和私藏武器弹药等军火装备。如有藏匿不缴者，当予以战争罪犯同样之严惩”。然而，部分日本军、警、宪、特，却顽固地实施抢劫、凶杀，制造恐怖。对人民公安而言，这不仅是刑侦破案，更是安定民心的战斗。

　　在大连市档案馆，查阅大连特殊解放时期的史料，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1945年底到1946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在逢坂町178番地，也就是今天中山区武昌街附近，曾发生多起杀害抢劫侨民的恐怖事件，这就是“逢板町暴乱”。

　　“逢板町暴乱”是指发生在当年逢坂町178番地的一系列有预谋的劫杀侨民事件，主谋是原日本大连宪兵队的田中，日本投降后，他藏匿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伙同他人，以“杀害抢劫、嫁祸中国人”的方式制造对立和恐慌。他们先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枪杀了日侨早川夫妇；10多天后，又闯进一户苏联侨民家中抢劫；不久，他们又劫持了一名日本侨民。大连公安经过侦查，锁定了田中等人，果断抓捕。破获“逢板町暴乱”，不仅惩罚了罪恶，更重要的是揭开了真相，稳定了特殊时期的社会情绪。

　　特殊解放的大连，最大的威胁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1946年1月25日，岭前公安局接警，有两人持枪闯入桃源街一日本侨民家，警察当场抓住一人，此人怀揣一张“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的委任状。顺着这个线索，第二天，公安人员包围了富久町141番地（今西岗区泰安街31号）的一幢小白楼，将正在谋划除夕暴乱的特务首脑们一网打尽。随后，全市收网175人。

　　曾有人诙谐地说，“大连公安像西瓜——皮儿绿瓤儿红”。仅仅一年时间、到1946年底，这支“瓤儿红”的警察部队扩编到1万多人。解放后，全国各地几乎都有来自大连的公安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