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成了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大后方基地。大量工厂、国内顶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人才纷纷汇集昆明，第一架直升机、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中国工业的很多“第一”在昆明诞生。

　　作为当时全国对外联系的门户城市，昆明连接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条陆、空运输线以及中印输油管道，成为抗战不同时期维持全国对外联系的主要国际“生命通道”。

　　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迁至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争中培养了大批人才，让昆明成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命脉的重要阵地。

　　昆明还是飞虎队的重要活动基地之一。这支长空飞虎在滇缅战场及空中防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有力支持。

　　忆烽火往事，传家国情怀。抗战中的昆明，散发着传奇的色彩，它所承载的这段历史，也昭示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说起昆明的机场，很多人心中至今仍有一个沉甸甸的名字——巫家坝机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巫家坝机场见证了很多重要历史时刻：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机场、中国航空业的发祥地之一；抗战期间，它除了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司令部，也是“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站机场；新中国成立后，它又成为国家对外交往最重要的空中枢纽之一。这些历史传奇，孕育出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携手世界和平力量抵抗侵略、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始建于1922年的巫家坝机场，是亚洲大陆最早的航空训练机场。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云南先后组成60军、58军、新3军等部队在巫家坝誓师出征，转战前线日，日军首次空袭昆明，正在滇池上空进行战斗练习的中国战机立即投入战斗，在交火中击中一架敌机，这是在昆明上空首次击落日寇敌机，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1941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进驻巫家坝机场，帮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巫家坝是飞虎队基地所在。在此后31次空战中，飞虎队员共击毁敌机217架。

　　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的3年零9个月时间里，巫家坝机场成为飞虎队、美国空军驻华航空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驻地和主要基地，成为全国以及中印缅战区最重要的军事机场。

　　空中生命运输线年，日军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后，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成功开辟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的空中运输通道“驼峰航线”，以巨大的牺牲保障抗战物资运输通畅。

　　“驼峰航线”要飞越高耸的横断山区，上下起伏的航线恰如驼峰因此称“驼峰航线”。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年的艰苦飞行中，美国空军运输部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动用了2200多架飞机、8万多名航空和地勤人员，共飞行8万架次，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兵员3.3万人。其中，有赴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另外还有1000多架作战飞机通过这条航线投入中国战场，主要进口的物资是航空武器装备、器材、航空油料、陆军武器装备、汽车零件、医疗器械、药品、机器设备、布匹、军服、印刷材料、钞票等，使中国军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大批美国青年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们驾驶美国生产的战斗机对日作战，而军帽和机身上却有着中国徽记。这支曾被一些军事专家预言存在不会超过3个星期的队伍，最终以飞虎队闻名于全世界，成为世界航空史上的一段传奇。

　　1941年12月20日，昆明防空台监测到10架日本轰炸机向云南飞来，所有战斗机升空迎敌。这是飞虎队来到昆明后的第一仗，在那之前的3年里，昆明人一直深受日军轰炸之苦。此战中，飞虎队击落敌机9架，一战成名。自此，飞虎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竖着大拇指说“顶好”成为街头巷尾美国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问候方式。之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的美国空军驻华航空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与承担驼峰空运的美国空运总队中印联队、杜立特轰炸机大队等一起英勇奋战。

　　校歌歌词精练、典雅，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集中反映了联大精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

　　20世纪30年代，抗战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之后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联大师生开始了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教育救国、读书报国”之路。这所仅存8年多的学校，培养出8000多名学生，走出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赵九章、屠守锷、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0多位院士、百余位文化学者等一大批栋梁之材，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从空中俯瞰，纪念堂平面呈战机造型，与南门外跨光华街的云瑞公园、云瑞东西路两侧的环形建筑相互呼应，形成金樽美酒与花环的造型，显示云南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

　　在抗战胜利纪念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地下展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战斗用品、一把把滇缅公路修建工具诉说着过往，生动再现云南人民抗战历史。展厅用高科技手段再现云南人民用生命和热血书写松山战役、光复腾冲、修筑滇缅公路等悲壮英勇的抗战传奇，以及西南联大等在云南大后方诞生的教育奇迹，解锁云南人民的抗战胜利密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封锁，国际援助物资和战略物资的运输通道被彻底切断，中国面临物资供应的严峻形势。同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1937年年底，云南下达修筑滇缅公路通令。1938年1月，滇缅公路沿线各县民工陆续到达规定工地，全线同时开工。

　　来自汉族、白族、彝族、傣族等10多个民族的民工，不分男女老少，有的祖孙三代都在工地上，还有新婚夫妇等也积极参加修路，滇缅公路修建高峰期，每天施工人数达20万人。修路期间，民工自带口粮、工具和简单行李，搭窝棚、住洞穴，临寒冒暑，轮班昼夜抢修。没有水泥，他们自烧石灰、黏土作为水泥；没有压路机，他们造石磙压路；没有火药，他们就地土法制造火药；火药供应不足，他们采用古时修“僰道”的火烧法，用柴火烧岩石，激水崩裂，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修筑这条“抗战生命线”，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据史料记载，在筑路过程中，因公死亡人数不下3000人，因公伤残者达万人之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后却急缺运输车辆和经验丰富的司机以及修理人员。

　　1939年2月，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一经发出，报名点人潮涌动。从1939年2月至9月，3200多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热血青年，分9批毅然踏上归程，投入滇缅公路生死运输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卡车司机，其余则担任修理工、电工、焊工等。

　　1939年春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上总有3000多辆卡车昼夜不息地行驶。南侨机工作为骨干力量，驾驶着1100多辆大型进口卡车，穿梭于腊戍与昆明之间。档案记载，南侨机工一共运输50多万吨抗战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这条路上，平均每日输入军需超300吨，支撑了中国军队近半数的物资装备补给。最终，约三分之一的南侨机工长眠于滇缅公路的崇山峻岭。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迁到昆明。随着搬迁的内地工业企业越来越多，昆明附近的茨坝、马街、海口等地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区，昆明电力短缺的矛盾急剧扩大，急需增加新的电源点，以促进后方生产，间接增强抗战力量。

　　1938年，昆湖电厂开始兴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筹建一个电厂谈何容易，光是核心设备的配置就是一大难题。但在各方齐心协力下，1939年，终于凑齐了电厂所需的核心设备，昆湖电厂建成发电。抗战胜利后，昆湖电厂依旧正常生产，随后改扩建为昆明发电厂，其巨大的冷却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工业基地地标式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