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训”，是指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连城新泉进行的为期10余天的军事、政治整训。这次整训，是继“三湾改编”“赣南三整”之后我军又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整训实践，是我军政治整训规范化制度化的首创。它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整训方法，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相结合的整训模式，确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队纪律基础等，对于纠正和克服红四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形成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宁冈砻市会师，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的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多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兵源成分的日趋复杂，红四军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弥漫开来，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将这样一支农民占多数的队伍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红军党内在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看法。有声音认为军队政治部妨碍司令部的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有的甚至认为党管得太宽，前委权力太大，党不必过问军事，等等。红四军前委曾先后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会议、在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试图统一认识，未果而终。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会，与会人员争论激烈，仍未能达成思想一致，并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选举中落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把当时的争论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其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红四军的党内争论，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明确了对毛泽东意见主张的支持，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结论，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要求“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1月28日，恢复前委书记身份的毛泽东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适时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二）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三）红四军开往连城县新泉进行政治、军事整训，为开好九大、开往连城筹款，并准备一个月的给养。12月初，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一场全军的有计划性的整训就此展开。

　　政治整训旨在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主要包括3个方面工作，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整训一开始，毛泽东便深入基层，主持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一系列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发问和做记录，同与会者一起讨论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问题。除在红军内部调查外，毛泽东还步行到新泉附近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四军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表现、性质和根源。他发动官兵围绕暴露出的各种错误思想、言论、行为进行大讨论，通过讨论明辨是非，让大家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及纠正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一起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与官兵一起参加讨论，教育引导官兵把认识统一到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正确思想上来。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生态版本，树立了红军的新形象。这也使红军零散、简单的纪律规定开始发展为初步的法规制度，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军事整训主要通过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制定红军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加强官兵军事素质，朱德还亲自上军事课，讲授《新游击战术》。

　　经过10多天的整训，不仅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技战术能力，也使全体指战员更加深刻理解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大为增强，部队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为随后的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整训方法和整训模式，也为其他红军部队整训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