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前年去世时，没有留给我们小辈什么贵重的东西，却留下了一件被他视为最珍贵的宝贝，即便是“文革”期间家里受到冲击时，他都千方百计将它藏起来，没有被“抄”走，那就是当年他大学毕业时的纪念刊。

　　这本册子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一名大学生记载了跨越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要经历的毕业纪念刊。纪念刊里，有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从北京写给毕业同学的贺信及陈望道先生写给全体毕业学生的一封信《欢送毕业同学》和周谷城先生写给诸位毕业同学的赠言。所以，父亲生前特别看重这本纪念刊，不管到哪个岗位，甚至是受到冲击的特殊时期，他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本纪念刊，直到病重已经很难说话时，仍念念不忘要我好好珍藏。

　　父亲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院工商管理系。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一大批高校毕业生，投入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父亲就是在这一时刻走出校园，踏上了工作岗位。

　　那时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学生非常“吃香”。因为那时企业管理层里真正学过企业管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经过双向选择，父亲到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成为该企业成立后第一位复旦工商管理系科班出身的管理人员。

　　由于各种原因，父亲离开校园后，六十多年一直没回过复旦大学。晚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再回一次复旦校园，看看学校的变化，寻找当年他就读时教学楼、运动场。然而，由于父亲晚年身体健康时，要照顾患病的母亲，他的愿望被一拖再拖。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却也行动不便了，我虽然几次尝试着推轮椅送父亲出门，都没有成功，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未能如愿，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也成了我们小辈最大的遗憾。

　　今年夏天，学生放暑假，复旦校园人不多，我便带着父亲的纪念刊去代他完成未竟的遗愿。父亲毕业时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校门已不复存在了，但走进校园，以老校长李登辉命名的登辉堂（现名相辉堂）依然还在，父亲生前告诉我，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和同学们还在登辉堂里聚会庆祝，有的同学还激情上台演讲，随后，大家走出校园，举着红旗向上海市中心方向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当年的校钟和复旦校园里的小桥流水及当时的体育馆、寒冰馆、工人俱乐部原址也没有找到踪影。是啊，70年了，复旦校园也有了新面貌。

　　一本毕业纪念刊，承载了父亲当年求学时的许多回忆，也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变化。（龙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