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我曾用三个月时间研读美国经济史。说是研读，研究其实不深，主要是读。不过，对美国的反垄断法例，倒是作过一些思考。我发现，美国反垄断起初也是针对大企业，只是到了新世纪前后，他们才调转枪口不再反大，转向反不正当竞争。为何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回答此问题，需要了解美国出台反垄断法的背景。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碾压中小企业，盘剥消费者，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民怨沸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1890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谢尔曼法》作为母法，与后来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一起，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

　　可想而知，美国在那样的背景下推出反垄断法，当然是反大，而且重点是针对三类所谓“掠夺性定价”行为：一是大企业为获取暴利相互勾结而达成幕后协议，通过控制产量来抬高价格；二是大企业虽不与同行勾结，但规模大到足以主宰市场，通过大幅度降价排挤中小企业；三是大企业将同一商品以不同价格卖给不同消费群体，也就是今天经济学所说的“价格歧视”。

　　看上去，对哪些行为属于违法，反垄断法似乎作了明确界定，可在操作层面其实并不明确。比如对企业究竟多大会面临制裁、何为掠夺性定价等，法律并无相应的条文解释。我想过这个问题，法律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难以解释。某企业在当地市场占有率虽然很高，但从国际市场看，却可能微不足道。大企业提价或者降价的原因非常复杂，也不好一概认定都是“掠夺性定价”。

　　对于“反大”，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不断的创新，就像是跳动的琴弦，演奏着经济成长的美妙乐章，而拨动琴弦的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我们的乐师呢？”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应减少对大企业的干预。

　　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前面说过，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不同。《谢尔曼法》颁布后的近百年，美国一直是“反大”。转折点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上，美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存在；经济上，昔日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军事上，苏联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而恰逢此时，芝加哥学派得势，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天时地利人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

　　此后的20多年，美国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政府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仅不再“反大”，反而对大企业兼并推波助澜。1997年，波音与麦道联姻，组成了航空业“巨无霸”。1998年，埃克森与美孚两兄弟在分离了87年之后，再度聚首。1999年，美国国民银行与美州银行合并，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

　　这里要解释的是，1997年，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推上被告席，最后法院裁决将其一分为二。给人的感觉，美国似乎还是“反大”。实则不是。司法部状告微软并非微软规模大，而是它阻止其他软件供应商进入市场，妨碍公平竞争。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讲：“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坚决制止”。

　　读者要仔细琢磨这句话。的确，垄断不等于滥用垄断权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通常分为三类：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毫无疑问，前两类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容易滥用垄断权力，故需盯紧看严；可技术垄断不同，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尊重创新企业的觅价权，可以激励创新，当然不能反对。

　　最后，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定义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大”。美国曾有过教训，是前车之鉴；第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当竞争，不可将创新企业的觅价行为，当作“滥用垄断权力”或“掠夺性定价”予以处罚，要防止反垄断扩大化伤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