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吏，既要管人，也要管权。选好干部，严管与监督之弦须臾不可松。看紧了干部手中的“印把子”，也就挤压了权力“任性”的空间，拆掉了腐败滋生的温床。

　　调研中，我们对权力失控所带来的危害之大感触良多，也对群众要求严格约束干部权力的强烈心声听得分明。如何管住管好干部手中的权力，成为从严治吏的重要课题。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通过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从源头上规范权力，提升干部的依法行政水平，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党纪、国法、制度，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各地正在进行的努力探索，都将为进一步从严治吏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

　　祸患积于忽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说：“干部手握公权，一时逾矩，若没有及时得到遏制，很容易滑向深渊。”

　　辽宁营口市委书记吴汉圣向我们讲述了前年他在沉阳市委组织部长任上的一件事：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培训，其中竟有两名干部找人“顶包”替学，一个找司机顶，一个让县招商局长替，甚至还让招商局长代他当小组讨论的召集人。吴汉圣得知后大为惊讶：连组织培训都敢找人替，可见平日自由散漫到了什么程度？结果自然是严肃处理。

　　当谈及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双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厅长陈秋华时，干部群众这样评价：“他平时作风简单粗暴，独断专行，从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倘若权力能够规范运行，如陈秋华般“唯我独尊”的专断作风还能打开腐败的“潘多拉盒子”吗？

　　如果没有监督制约，再小的权力，也可能成为“蛀虫”蚕食的工具。农村危旧房改造会有多少权力寻租的空间？答案出乎意料，让人惊讶于权力寻租的无孔不入。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中央给予每户农村危旧房改造1.6万—1.8万元补助，而有个村的村干部从中层层盘剥，每户卡掉3000元。有个村镇规划建设管理站站长，农村危旧房改造时负责联系拍照，每户收照相费200元，30元给照相馆，自己捞170元，光照相费就收了10万元。这样的吃拿卡要令人咋舌，芝麻大的权力也可以兴风作浪。

　　一位长期与群众打交道的基层干部深有感悟：“如果干部出了问题，村民肯定会说党委政府有问题，不会把干部和党委政府区分开。”

　　还有群众这样说道：“有的干部仗着手中有权，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有些事情本可以解释清楚，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是因为这种态度，好事被办成坏事。”

　　蠹众木折，隙大墙坏。无论主政一方，还是下管一隅，手中有权，就要防患未然，放任自流终会动摇党的执政之基。权力的“任性”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干群关系，降低党委政府的威信，这也是对权力本身的一种伤害，当干部想再用权干事创业时，就会发现手中的权力打了折扣。

　　“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只有扎密制度的“笼子”，勒紧权力的“缰绳”，才能从源头上规范权力运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干部长期在一域经营，手中的权力难免会打上私人“烙印”。只有轮岗交流起来，才能有效预防腐败。

　　江西景德镇市公交公司原经理李晓春在公司工作了30多年，当经理多年来近乎一言九鼎，光白条就打了1000多万元；辽宁营口港务集团原董事长高宝玉在集团担任领导职务16年，把集团搞成了“独立王国”。目前，这两名干部都已被查处。

　　制度规范权力，是对群众的保护，也是对干部的保护。2014年9月，江西南昌市出台《南昌市直机关公务员轮岗交流办法（试行）》规定，管人管钱管物的公务员满10年要轮岗；同年11月，辽宁省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省直党政工作部门厅级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正处级领导干部交流轮岗的暂行办法》，截至今年2月，省直单位有73名关键岗位任职满5年处长全部轮岗……

　　对于轮岗制度，江西南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德寿说：“有些国家的公务员交流特别多，有人25年工龄已经交流20多次。在我国，大范围轮岗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因为单位性质不同，权力大小不同，还未形成气候。但是，再难也得做。”

　　走进辽宁辽阳市首山镇黑牛庄村村委会，宽敞明亮的大厅，一块宽大的LED显示屏十分惹眼。打开信息系统，屏幕上立即弹出每家每户的位置、家庭构成、经济收入、政治面貌、养老金发放等信息。“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干部的权力运行情况也一目了然。”辽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谷孝红说。

　　本报调研组和《人民论坛》杂志社近期联合开展的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1.7％的人认为从严治吏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在调研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公开透明是确保权力不腐的“杀虫剂”。

　　“一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是建委管的，主要领导真要想打声招呼，不是不可能，土地交易、矿产交易也是这样，交易金额动辄上亿甚至几十亿元，少数领导干部权力大且难以监督。”辽宁鞍山市委书记王世伟说，“现在不行了，都要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去阳光操作。”

　　王世伟所说的交易平台，正是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管办分离”的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把公共资源定价权还给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只有监管权，没有操作权，以实现公开透明交易。

　　同样，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也加强了对权力的约束。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部门的权责更加明确，流程更加规范，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大挤压；同时也发现，权力清单制度尚处于探索中，多数地区尚只在省一级实行，省以下各级政府还有待推进。

　　权力要有明确的边界，干部也要有明确的权责界线，职责的错位会导致干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吕伟坦言：“党政职权分离，职责也应更加明确。有些党委书记不抓党建，成天抓招商，可出了事情往往是政府‘埋单’。”他认为，党政必须各负其责。

　　调研中，多地干部群众认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正逐渐成为从严治吏的重要手段，可以倒逼干部谨慎用权。目前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抽查核实处理办法，这一制度有望成为从严监管干部的一把利剑。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从严治吏，勒住权力的“缰绳”，让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调研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干部法治意识的增强。江西永修县人口和计生委主任徐斌说：“原来执行国策时，措施强硬，现在必须由单一管理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得依法行政。比如对超生的群众，至少三次上门做工作，还做不通就要移交法院。”

　　然而，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主观上继续培养法治思维的同时，法律体系的建设也至关重要，不少干部反映当前法治体系建设仍然滞后。比如，法律的空隙太大，就容易给一些领导干部请托打招呼留下空间。广西北海市工信委有一个工业综合执法大队，其重要任务就是反窃电。可每当根据反窃电相关法规执法时，总会遇到自由裁量权带来的困扰。“按规定，窃电可处1至5倍罚款，如以处罚为主就是5倍，如以告诫为主就是1倍。这就容易造成权力寻租。”北海市工信委主任黄忠东无奈地说，“每年遇到窃电案件，我都会接到有关领导打来的说情电话，听还是不听呢？”

　　黄忠东所面临的困惑，在调研中颇具代表性。不少干部建议：无论是制度还是法律，越健全越好执行，也越有效力。

　　如果说增强法治思维、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是管住管好权力的“一手”，那么，“另一手”则需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狠下功夫，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历次活动，到眼下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我们党从来没有放松对干部主观世界的教育改造。然而也必须承认，在不同时期，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有着不同的要求。

　　“过去，有些干部抓工作是‘遇到黄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没灯直接走’。”辽宁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彭益民的一席话给人启发。改革开放初期，为扭转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思想，强调要干部敢想敢闯敢干，这种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对党的一些宗旨、传统和纪律都有所突破。加之，许多规章制度都没有真正落实，甚至有些法律条文也成了改革的对象，为发展经济让路。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干部把宗旨意识和纪律意识放在次要位置就不足为奇了。

　　李联明，一位从事纪检工作17年的“老纪检”，现任南昌市监察局副局长。他一直笃信一个理念：很多事情要疏堵结合，光靠惩处是不够的，必须靠教育。

　　无论是长期以来坚持的谈心谈话教育提醒，还是当前正在进行的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思想教育不仅是干部拒腐防变的“紧箍咒”，更是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的“强心剂”，要通过教育让干部找准不严不实之处，让干部重拾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尽快适应从严治吏新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组部研究室副巡视员逯全善深有感触地说，一些领导干部不太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有小毛病时没有提醒，以致最后出了大问题。

　　调研中干部群众反映，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这种经常性教育手段将成为筑牢干部思想防线的重要推动力，从而达到在思想深处夯实谨慎用权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