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懦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闲，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在先秦的诸子中，大约墨家是有严密的组织性的，而儒家则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儒家的凝聚力是不容置疑的，否则难以形成如此广大而复杂的学生群体。而学派的产生必然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是学派的创始人，本身并不试图阐述一种绝对一致的严密的思想体系，甚至很多内容是模糊而存在着多义性的。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其次是接受这一观念的学生群体本身的多样性，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再次或许是时代的变化，学派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需要面对新的批评和挑战，这样，学派需要进行内在的转化和提升，这些都决定了儒家学派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具体而言，孔子以六艺教人，首开私人授徒的风气。在孔子看来，弟子不但要学有所成，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要求弟子们对于社会道义的承当要高于简单的“谋食”和“干禄”。

　　孔门弟子各怀理想投奔师门，旨趣不同，材质也大相径庭，而孔子自己又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此造就了孔门之多样性。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根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子门人的专长说: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集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瞿，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所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榖梁》二传咸为子夏所传，一由子夏授公羊高，一由子夏授榖梁赤。《礼》《乐》二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作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天所见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当然这样的系统排列，难以尽信，但也不能说是无根之玄想。

　　按照孔子晚年自己对弟子的评价，就有四科之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四科十哲”，显示出孔子对于自己弟子不同特长的肯定。比如“德行”科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语”科的宰我、子贡;“文学”科有子游和子夏。他们从不同的面向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但任何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孔子在世之时或许已经在关注学派的继承者，而颜渊则是比较早被孔子所看重的。

　　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所受到的偏爱是十分明显的，孔子十分嘉许颜回的好学，并认为颜回已经是一个“仁者”，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1。孔子在日常的言谈中，经常将颜回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主动让别的弟子找出自己与颜回的差距。比如《公冶长》中有这么一段: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不但认可了子贡的说法，甚至认为他自己也比不上颜回，这样的表达在许多研究2中被认为是别有深意的，即意味着孔子希望自己死后，颜回能够担当自己的接班人而坚持孔门的理想。

　　但是孔子最初的设想因为颜回的早逝而落空，《论语》中的相关表述记录了孔子深层的痛苦。“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按照朱熹的解释，所谓“天丧予”是孔子

　　颜回死后，孔子一直没有从失望的情绪中转换出来，因此当人问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大约是最具有治事能力的，因此也深得孔子的看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事实上，孔子死后，主要的丧葬事宜也由子贡主理。“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孟子》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而且当鲁哀公发表诔文时，也由子贡站出来发言，批评鲁哀公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不能用他，在死后说一些漂亮话，是“失礼”的举动。

　　这些举动都说明子贡在孔子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孔门弟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子贡的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子夏、子张和子游等人，以有若的形象酷似孔子为理由，要求大家像对待孔子那样对待有若。有若被看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外在的形象，从《论语》中有子的话来看，其见解应该是深得孔子思想之精髓的。比如《学而》中，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强调孝悌是为人之本。还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但子夏等人树立有子权威的提议遭到了曾子的反对，他明确地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己。”

　　当然，有子之被摈斥，更关键的是，他难以回答弟子们的疑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漠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这个故事可能象征意义要大于事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孔子已然具有“魅力”性人格，成为一个学派的象征意义的时候，任何弟子均无法真正获得附着于孔子身上的那种神奇性，因而，有若和子贡无法获得其他弟子的认可，关键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们和别的弟子之间的矛盾或性格上的问题，而在于他们不再能获得孔子身上的“魅力”，因而也难以成为维护学派之统一性的支柱，由此，学派之分化便成为事实。

　　孔子死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对此最著名的一种说法来自《韩非子》的《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氏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如果从韩非师事荀子的史料来看，韩非的描述应该不是向壁虚构，而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这样的区分也可以看出许多问题，八派之间的划分有许多值得商量的地方，比如，子思、孟子和乐正子之间，其思想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算作一派。如果参照《荀子·非十二子》中对儒门流派的自我批评，那么荀子所批评的三大“贱儒”—子张、子夏和子游中，韩非则只提到了“子张”，而一度占据孔门核心地位的有子也没有被列入。所以说，《韩非子》中的描述，只是为了说明孔子之后儒门分化的概况，或许是韩非自己所处时代的儒家状况，并非可以作为儒门分化的一个全景式概括。

　　曾子作为孔门的晚期弟子，地位非常特殊，在《论语》中，曾子和有子拥有“子”的尊称。相传子思曾师事曾子，因而被思孟学派所看重。《孟子》一书中有22次提到曾子，可见他在孔门后学中的影响。

　　但据说，曾子的天赋并不是很高，所以他的作为有些苦修派的意味，比如他坚持“日三省吾身”，成为儒门修身法则之一。他坚决反对推举有若作为孔门领袖的举动说明他在孔门中有一定的发言权。特别是他注重从孝道和伦理方面阐发孔子遗说，尤其被后世统治者所看重。

　　子夏、子张和子游虽然被《荀子》斥为贱儒，但是在《孟子》中，他们却是“皆有圣人之一体”(《公孙丑上》)，也就是从某一方面发挥着孔子的思想。康有为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于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虽然康有为的许多论证有微言大义的今文学色彩，但子游受大同之学则是可得《礼记·礼运》为证，当孔子叹息三代之大道不行于世的时候，陪伴在孔子周围的言偃便是子游。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儒家关于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一定是由子游或者其门人所阐发的。

　　在《论语》中，子张和子夏，分属性格的两个极端，也就是子张才高意广之“过”和子夏“笃信谨守”之不及。而且孔子也当面告诫过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但是子夏或许是能扬长避短的人。他的最大贡献便是传经，正是需要“笃信谨守”的。

　　子夏在孔子死后便离开鲁国，在卫国短暂停留之后，受邀赴魏国西河传经，名声大噪，弟子众多。梁启超甚至认为，西河传经“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

　　东汉的学者徐防和南宋的洪迈均认为，六经虽删定于孔子，但发明章句之功，当首推子夏。即使是争议纷杂的《左传》作者和早期的传授系统，也被认为与子夏有密切关系。

　　但是，子夏虽博学却缺乏创构宏大体系的能力，因此，在儒学面对杨墨尖锐挑战的时候，最先做出系统回应的是思孟学派，并构造起影响深远的儒学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观念。

　　（北大儒学研究院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的倡导者，精到绘出儒家精神演化的简明路线图，国际知名汉学家、哲学家安乐哲教授诚意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