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陽，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 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 ；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 ，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 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 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