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连起来，有点象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条民族走廊，就是“藏彝走廊”，它是中国古代南北民族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至今在这条民族走廊上还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20多个民族。费孝通先生之所以将康定视为藏彝走廊的核心，不仅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居于藏彝走廊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康定在文化上是南北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众多的古代民族在这里南来北往，成为将南北民族与文化串联起来的关键性“棋子”。

　　今天，在这里依然还“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鱼通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属于藏族中的一个族群，生活在大渡河峡谷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空间里，一直保存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鱼通从唐代开始，中央王朝史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到现在。公元692年，贵川部落投唐内附后，唐朝在大渡河及周边地区设置羁縻州，贵川部落就是其中之一。宋代袭旧制。元朝时除置有“鱼通路万户府”外，还有“黎雅松茂压碉门鱼通宁远等处宣抚司”“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安抚使司”“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等多个有鱼通与多个地方联名的军事、行政机构，是鱼通部落最鼎盛时期。明朝将长河西、鱼通、宁远三部合一，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清朝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鱼通长官司。鱼通境域随着朝代更替，受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不断变化，有时单设，有时联合设置，地域由小到大，由大到小，从未间断过。鱼通成为一个集族群概念、地理概念、政区概念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并一直沿用至今，是康巴诸藏族部落中少有的。这体现出鱼通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古老的鱼通部族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宝库。

　　鱼通部族处于民族迁徙走廊和茶马古道的交汇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有大量外地人迁入到鱼通，融入鱼通社会而成为鱼通人，也不断有鱼通人离开鱼通而成为其他地方人。但值得重视的是，从东南西北各地来的人，只要进入鱼通地区，就被鱼通原住民所融合，讲鱼通话，接受鱼通部族的风俗习惯，证明鱼通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多民族的融合，也将各种文化融入鱼通文化中，使鱼通文化显得精彩纷呈，在藏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

　　鱼通人只有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交通和现代文明冲击下，古老的传承方式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古老的文化正在发生着急剧变迁，世世代代沉积下来的“历史遗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特别是随着时代飞速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时间，让包括鱼通地区在内的甘孜州很多地区经济、社会、科技、生产、生活、人文、传统、文明及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发生着天翻地覆、前所未有之巨大变化，跨越了过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人们在欣喜并充分享受这些发展变化、自觉不自觉接受并融入这种生活方式时，却也感到了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危机。为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争取发掘和弘扬更多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许多鱼通的有识之士呼吁积极抢救鱼通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甘孜州兴起全域旅游热，旅游已成为甘孜地区第一大支柱产业。甘孜州按照中央和省的指示精神，正式启动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康定市的若吉、为舍、日央等新村于2019年“五一”开营迎客，全域旅游在大渡河流域开始兴起。在旅游实践中，人们深刻认识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这就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调研，充分使文化融入旅游之中。《鱼通：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

　　这本书的创作者们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在鱼通村民大力帮助和配合下，终于可以将《鱼通：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一书出版发行，呈献给社会，献给鱼通人，献给鱼通的历史，献给鱼通的子孙后代。

　　这是鱼通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今后还可对鱼通文化宝库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录音、录像、摄影等方面的深度开发，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相结合，促进鱼通地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我们发起组的多数同志都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希望你们扛起鱼通文化研究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