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赣西农村地区。由于自身进入了适婚阶段，所以今年特别关注村里的婚配问题。通过和亲戚朋友聊天，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村里的80后几乎没有光棍，90后则出现大量高龄未婚男性，有演变成光棍的趋势。例如，村里的90后男生有11位，目前处于恋爱和婚配状态的只有4位，其他7位未婚配的其中5位超过30岁。之所以将80、90年代的人比较，是因为80年代是村庄第一批外出务工的人员，90年代则是村庄内通过求学、务工离开村庄的人员。他们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相对封闭的本地婚姻圈，在更大的范围内择偶。而且从学历来看，90年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年代的人。问题来了：在相似的条件下，相比于80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条件更好的90后一代反而会出现农村男性青年择偶困难的问题呢？

　　老家是赣西城郊的某一个自然村。笔者所在的村子，80后只有一位男性因为身体残疾原因而没有找到对象。相反，11位90后男性中有7位到现在仍处于单身状态，并且其中5位超过了30岁，即将面临失婚。5位30岁以上的男性情况大致如下：

　　①WJP，1992年出生，大专学历。常年在省内务工，收入不高。父母从事保安和清洁工作，收入低，家庭条件差。曾自由恋爱过，但是因为女方家庭的反对作罢，目前单身。

　　②WJB，1992年出生，高中毕业之后当兵，明年退伍。因为环境封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

　　③WY，1993年出生，高中毕业之后在广东等地打工，收入不高。父亲常年游手好闲导致家庭积蓄不多。期间交过一个广东女朋友，但是女方家庭嫌弃男方的家庭而坚决反对。5年前，WY返回家乡，家里曾多次为其相亲，但是因为他性格老实、木讷，多个相亲都泡汤。

　　④WLP，1994年出生，大专毕业之后在省内一家发电厂从事一线工作。父亲早年去世，家庭条件不好。他谈了一个赣州的女朋友，都已经走到了女方怀孕、谈婚论嫁的时期，女方家庭嫌弃男方的家庭，坚决不同意两人在一起，并且逼着女方打掉了孩子。没有物质保障和双方父母的支持，WLP和女友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目前同居但是短期内没有任何结婚的意向。

　　⑤WJ，1994年出生，大专毕业之后在省会的一家造纸厂工作。工作辛苦但工作并不高。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家庭条件不好。从前几年开始，WJ的家人就一直张罗为儿子相亲。结果，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WJ本人也很厌烦父母介绍的相亲，于是借口加班索性过年也不在家停留，每次只在家里过除夕和初一，其他时间都待在工作的地方。

　　以上5个案例中，除了案例2因为参军入伍延续婚配之外，其他的4个案例都具有典型性。从这四个案例可以看出，家庭和性格原因是当前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家庭因素主要表现为家里能不能在市区买得起房子（至少60-70万）并且支付一定的彩礼（12.8万、18.8万不等）；性格原因主要表现为，男孩子有没有上进心、会不会说话、能不能惹女孩子开心。最为吃亏的是大家口中的农村“老实人”，不会说话，也不懂得女孩子的心思。以上四个案例至少占以上的一个因素，有的则两个都占。一位访谈对象跟笔者说：“家庭条件不好自己又没有本事的人是最难娶到老婆的。”

　　不过，家庭和个性两个因素并不是一起婚姻达成所同时具备的必要条件。据笔者观察，个性因素有时候可以掩盖家庭因素。村里的一个人跟我说，她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特别开朗、能讲，经常让亲戚们开怀大笑，于是他在婚姻市场上很受欢迎。

　　家庭条件差、个性不够突出的老实人不好寻找婚配对象几乎成为一个常识。但是问题是，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一部分男性是必然存在的，也就是说也存在于80后，70后等所有年龄阶段，那为什么70、80后并未出现普遍的光棍，到了90后之后村庄就开始出现大量的高龄农村男青年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从90后的生命历程以及宏观社会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理解。

　　80年代是本村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典型的人生历经是：初中毕业——沿海城市打工——打工结识另一半——返乡结婚。据笔者了解，本村最早出去务工发生在90年代初期，是个别70后的自发行为。到90年代末，村里的80后开始一个带一个地前往广东、北京等地务工，80后成为村庄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由于80后普遍只有初中文凭，所以外出时大约只有15、16岁，只能从事低端的纯体力劳动或者学习一门手艺。例如，86年的小姨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前往广东的电子厂打工并介绍同村的姐妹一起进入广东打工；85年的堂哥初中毕业之后在北京闯荡、学习理发。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他们认识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于是便返乡结婚。例如堂哥在北京认识了一起打工的、来自东北的大嫂；小姨认识了同一个厂的、同是江西人的小姨夫。当然，仍有大部分人返乡之后在本地通过相亲的方式进行婚配。与流动的、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氛围想匹配的是，80后的婚姻属于规则不明晰的“草创时代”。也就是说，家庭和男女双方对于彩礼、房子等重要的“婚姻必需品”并未形成统一的规则，也并没有明码标准，还比较依靠男女双方家庭之间的商议。例如80后结婚并未要求需要在城市有一套房，大部分农村男性只需要在家有一套自建房即可。彩礼也没有明确的讲究，笔者的一位86年的堂哥在2010年结婚时给了女方家3万彩礼，分多次结清，结果到现在还拖欠了5千元。小姨嫁给小姨夫时考虑到他家条件差，而且反正彩礼还是给小家庭的，这只不过是左手换右手，于是选择不要彩礼。总之，80后的婚姻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婚姻焦虑，婚姻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笔者了解到，村庄内除了2位80后在工作地买房定居之外，其他的80后基本都返回了家乡并结婚生子。只有一位80后因为身体残疾而没有结婚。

　　村里的90后典型的人生经历是：高中、大专毕业——省内务工——回家相亲——少数结婚，多数保持单身状态。村里的90后是笔者的同龄人，包括笔者在内有13人。相比于80后，90后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所有人都是高中毕业、绝大多数都是大专毕业。他们20多岁从学校出来之后大都选择在省内打工。例如，2位94年的男生在省会南昌的造纸厂和发电站工作，1位96年男生在赣州的诊所担任助理，3位男生则返回家乡从事建筑和机械制造。相比于80后，他们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大部分人收入在6、7千，但是这些工作大都也是一线后的工作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90后面临的婚配环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80后的“草创时代”，90后进入了婚姻市场的规范化时代：结婚和商品一样，明码标价。例如，目前本地结婚至少需要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价值50万以上，彩礼均价在18.8万左右。本村一位96年的男青年去年结婚，在市区买了一套70多万的房子、彩礼18.8万、五金6万、小轿车10多万，再加上需要办婚礼、酒席，结个婚至少100多万元。更为关键的是，男女双方都明白“市场行情”，都是明牌来谈条件。一旦条件低了，快到手的婚姻也要泡汤。堂哥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我生活在现在，也娶不到老婆。这是所有农村男青年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是农村大龄男青年产生的背景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80、90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进而牵引着婚姻市场发生相应的改变。分析婚配问题必须从宏观的社会变迁入手。农村大龄男青年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相关的论述也比较多。这里笔者结合家乡的具体情况和返乡观察进行初步的分析。

　　第一，在人口数量上，男孩偏好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出现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笔者的家乡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区，有强烈的男孩偏好。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本地执行并不是特别严格，再加上那时B超技术不是特别发达，导致村庄内男女比例相对协调，多儿子家庭与纯女户并存。90年代以后，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严格，头胎男孩生第二胎面临罚款和砸墙的风险，头胎女孩允许生第二胎，但第三胎需要罚款。在男孩偏好下，头胎生女儿的家庭，为了确保第二胎是男孩以避免生第三胎罚款，纷纷采用B超验明婴儿性别。怀上女孩的大都选择流产。例如，村里一位70后的妇女，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于是第二胎开始用B超验证，结果一直怀的是女孩，为此她流产了4-5次，最后才终于生了一个男孩。在这种风气之下，本地产生了“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就一定是男孩”的说法。男孩偏好和人工干预影响下，村庄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笔者的90后同龄人只有4个女生，而男生则有11个。访谈时，所有人都反映：“现在周围哪哪都没有女孩子。”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男女出生比在婚恋市场上的表现。

　　第二，在人口质量上，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背景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男性被挤压。社会学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做择偶梯度理论，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择偶时倾向于找收入、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而女性则相反。此理论可以较好解释农村光棍现象的存在：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女性可以向上择偶，而社会底层的男性则无法找到地位低于自身的女性，于是被剩下。笔者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放大了择偶梯度效应。也构成农村大龄男性产生的重要原因。80后普遍都是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典型的模式是一个在机械厂，一个在电子厂。双方收入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地位没有本质区别，谁也不嫌弃谁。现在90后无论读书好坏，至少都有大专学历。但是教育对男女的效益完全不一样的。男生拥有大专学历还是只能去工厂、建筑工地上班，而女生则至少可以从事低薪白领工作，例如幼师、护士、乘务员、法院的编外助理等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体制性或者半体制性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因其稳定、体面的特征成为女性择偶时的优势条件。于是，她们普遍对另一半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么高薪，要么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农村男青年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于是只能跨越年龄段去找社会意义上条件更“差”的女性，例如二婚、有残疾的女生。问题是，这一部分女性也是少数，大多数男性还是无法找到匹配的对象。

　　第三，婚姻攀比推高婚姻成本。婚姻不仅是小家庭的私事，更因为其社会属性成为被大家议论的公共事务。围绕彩礼、房子等婚姻事项的竞争成为熟人社会面子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男方来说，给女方的条件越好，不仅可以帮助自己在婚姻市场上胜出，也能在邻里之间展现自身的经济实力。对于女方来说，男方给的条件越好，既满足父母希望女儿过好的朴素愿望，又是自身炫耀的资本。熟人社会是一个无秘密的社会，所有的婚姻信息都成为村庄公开谈论、评价的信息，也就成为竞争的舆论场，每一个家庭无不受其影响。一旦某一家结婚发出了高价的信号，后续结婚的家庭为了帮助儿子处于竞胜状态，不得不闻风而动，相继跟进。婚姻成本就在舆论和攀比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在抖音等媒体的宣传下，这种比较和评价越来越超出村庄的范围，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例如，笔者回家时发现妈妈的抖音里经常出现某地出现天价彩礼的信息。这种信息极大地调动着父母的神经。这些新闻像是风向标一样，潜在地告诉父母们：“有的地方已经38.8万元了，你再不努力就别想娶到媳妇了。”实际上，网络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扩大了家庭参与婚姻竞争的范围，放大了父母的焦虑，也推动了适龄家庭的父母开出更高的价格。

　　第四，在以上三点的综合作用下，女方在婚姻市场上拥有极高的议价权。简单来说，农村女性可以挑男性，可以谈条件，而农村男性不行。一位访谈对象说，“现在农村娶老婆根本不看女方的家庭条件，女生不愁嫁。”同时，这种议价权与现阶段的城市化合流，成为农村婚姻高成本的重要原因。随着教育城市化以及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女性的生活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极强的动力到城市里居住、让孩子接受教育。因此，在城市拥有一套房成为结婚的必备选项。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现在农村女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上文提及的一位去年结婚的男青年，他妻子和他结婚之后因为市里的新房未装修，于是暂时住在村里。结果她经常要求老公开车载着去市里与闺蜜游玩。城市化及女性的高议价权带来的高额的婚姻成本不断挤压了90后农村普通男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