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技术的兴起代表着人工智能已经从感知智能时代逐步过渡到认知智能时代，虽然技术的演进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空间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Claude、ChatGPT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在使用中却会成为国家抢占数字话语权的工具。为此，中国要充分意识到国家面临的话语权困境并采取应对举措，既要冲破美西方在数字领域的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影响力，又要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建共治共享数字空间的美好未来。

　　AIGC技术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AIGC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核心驱动力，遵循权力的逻辑，不断生产、重塑和支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改变着国家间博弈局势。

　　第一，国家间数字依赖体系不断被强化。国家进行新兴技术斗争的目的是运用数字化网络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所以，尽管逆全球化现象频发，但是为大国博弈提供舞台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全球化仍在大幅前行。尽管AIGC技术的提升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技术弱国的民众对数字社会的接入，利于弥合数字鸿沟，但是弱国仍无法摆脱对强国的信息技术、数据中心等的严重依赖，随时可能被强国排除在数字空间外。而且，伴随着技术依赖的是蕴含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渗透，二者共同侵蚀着弱国的创新与发展潜力，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未能合理管控的数字技术或将强化甚至加速不平等的依赖体系。

　　第二，国家间数字权力结构持续遭受冲击。当前，各种跨国数字市场塑造了通过数字技术行使权力的方式，数字权力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的特点，多方力量相互交织与制约，形成了更加复杂和动态的数字世界。其中，技术与数据多由科技公司研发并掌握，但这些科技公司仍要接受其所在国政府的管辖与监督，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往往不能对国家的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而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拥有OpenAI公司的美国可以实现对ChatGPT领域权威的绝对掌握，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霸权制衡、影响他国数据生态安全和网络生态安全也更为便利。

　　第三，国家间数字外交秩序或将被扰乱。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和战略，数字外交意味着将外交实践从政府间交流扩展到允许国内外公众接触的公共外交。国家可以通过新兴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介，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双边与多边对话、首脑峰会以及国际外交传播、公众外交互动等。这或许会有利于国际外交的平等化与民主化，然而，AIGC没有情感或价值观作为支撑，并且都是依靠缺乏透明度的黑盒算法进行分析，在由其辅助进行外交决策时，人工智能系统不仅缺乏灵活性，还极易被攻击和滥用，作出误判，恶化国家间关系甚至引发国际冲突。ChatGPT难以判断信息真假和避开问题陷阱的缺点，也导致其可能会成为传播错误信息、仇恨言论的工具，并直接将这些负面信息传播至个人，扰乱本就未成体系的数字外交秩序。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塑造数字话语权的行为逻辑。国家间博弈局势的变化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数字话语权的愈发不平等，即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对数字话语权的抢占。ChatGPT作为一种纳入生成式预训练技术的模型，在帮助美国完成数字话语权争夺的过程中有着系统的行为逻辑。

　　首先，以极低的人机交互难度实现用户与流量扩张。ChatGPT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开放且极易操作的页面。以往的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的实现都需要由具备专业知识或编程能力的专业人员来完成，但现在几乎每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通过ChatGPT实现人机交互，且其数据库庞大繁杂，覆盖各个领域。用户只需要提出问题，ChatGPT就可制定出可读性强、内容丰富且连贯的文本并即时交付，而非像传统搜索引擎那样只能提供相关网页列表，这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所以，在OpenAI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ChatGPT的几天后，其活跃用户就达百万。

　　其次，以特定数据库操控信息以制造认知偏见。ChatGPT通过大型语料库的无监督训练来完成语言生成，但其数据库资料或许并非完全公正的，起码在OpenAI公司公布的GPT-3训练数据集中，英文语料占比就在90%以上，这对英语国家的偏向性也就更强。而某一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资料若是较少或者不存在，就会被排除在数字空间外。

　　最后，以隐蔽的算法完成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在构建算法过程中，人所持有的偏好、信念也会有意或无意地被纳入其中。加之数据中的非客观内容，ChatGPT输出的文本也会无法避免地带有美国的价值倾向与偏见。而随着ChatGPT在各个国家的扩散和广泛应用，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也将渗透其中，这将会是数字时代的“和平演进”形态。而且，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相比，AIGC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意愿有针对性地生成结果，并通过结果以用户无法察觉到的方式引导用户进行提问，再生成答案，完成意识形态的输出。

　　提升全球数字话语权的中国方案。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强国就以其先发优势主导着全球数字领域的话语权，AIGC技术又助涨了其势力。不论是出于自保和发展目的，还是为了积极推进全球数字治理、践行大国责任，中国都应主动探索提升数字话语权的中国方案。

　　第一，构建完整协调的数字法律体系。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仍不够全面，要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出台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相关的《数字产品法》，明确美国数字巨头及其产品在华具体权限；结合《数据安全法》与《网络安全法》，制定《数据流通法》等数字传播相关的法规，防止美国对我国的数据垄断与信息辖制；结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制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应用条例》，推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传媒/娱乐/影视等”系列“人工智能生成技术+”设想的落地，为其构建完整的生态体系架构、赋能产业升级与价值释放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兼顾数字技术进步与人文理性。技术进步才是提升我国数字话语权的根本举措。所以，我国要持续增加对关键与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并鼓励企业创新、吸收社会力量，形成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学研一体化布局。尤其要注重挖掘我国产品的独特性，提高其市场依赖性与竞争优势。同时，我国可利用智能技术与平台在国内外增加对中国的正面宣传，实现广泛覆盖与精准推送，并及时清除对中国错误言论的传播。

　　第三，倡导数字空间合作并引导设立规范。目前全球数字合作机制与治理规范方兴未艾，中国要主动发起数字治理的双边与多边谈判，依靠亚太经合组织、“一带一路”等推动各国合作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明确各国数字治理的举措并做好衔接，可在规定相似、标准相近的国家间确立技术与数据自由流动的协定等，并努力将成功的区域性协定及其规范纳入全球数字治理中。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